【摘 要】目前，國際上推廣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呼聲很高，但各國經濟、社會、政治、法律制度的差異決定了公允價值在各國的適用性不同。由于我國處于特殊的轉軌經濟形態，因此公允價值還不能全面推行，財政部新會計準則中對涉及公允價值的幾個準則的修訂就是有力的證明。從長期來看，公允價值在我國的引入和使用，應以健全的法律制度為前提，以健全活躍的市場體制結構為內在依據，并與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相配合。
【關鍵詞】公允價值；制度；計量屬性
一、公允價值屬性與實施現狀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在1995年6月發布的第32號國際會計準則（IAS32）中，對公允價值所下的定義是：“公允價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自愿據以進行資產交換或負債結算的金額。”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在2000年2月發布的第7輯財務會計概念公告（SFAS7）中，對于公允價值的定義為：“在交易雙方自愿的前提下（即排除強迫或清算的情況），當前資產（或負債）的購置（或發生）或出售（或清償）金額。”FASB在2004年6月發布的《公允價值計量》征求意見稿中，對公允價值所下的定義是：“資產或負債在熟悉情況（Knowledgeable）、沒有關聯的（Unrelated）意愿參與者的當前交易中進行交換的價格。”我國財政部在2006年2月15日發布的新《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中，對公允價值所下的定義是：“在公允價值計量下，資產和負債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者債務清償的金額計量。”
上述定義表明，公允價值的定義略有差異，總的來說是資產交換或負債清償的金額。但是這個金額是在許多限制和假定條件下取得的，正是這些限制和假定條件才使公允價值具有了特殊的內涵。首先是公平交易，它是取得公允價值的必要條件，是指交易雙方處于完全競爭市場環境，雙方都獨立競爭，不存在相互關聯的關系；其次是完全市場，參加交易的各方必須充分了解市場情況，縮小信息不對稱的程度，更好地確認交易價格，這是獲取資產和負債公允價值的重要條件；再次是時態觀，公允價值計量的時態觀是動態的，有別于歷史成本計量的靜態的時態觀，使企業會計報表信息更加相關、對決策更有用，這也是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優于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是價格估計在交易或事項尚未發生時按照當前的市場情況，對市場價值發生變化的資產和負債重新計量，由于公允價值的計量有條件約束，許多因素都要依靠判斷和估計，所以價格估價也是公允價值的突出特點。這就要求對于公允價值的運用要有嚴格的經濟制度與之相適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以及美國會計準則之所以全面、深入地運用了公允價值，正是與其成熟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密切相關。
公允價值概念初次引入我國是在20世紀90年代，自此關于公允價值的應用問題，在學術界一直備受關注。FASB于2000年頒布的財務會計概念公告《在會計計量中使用現金流量信息和現值》，在我國更是掀起了關于公允價值討論的熱潮，主要圍繞是否采用公允價值以及采用與否的利弊進行分析探討。而我國財政部于2006年2月15日發布的38項企業會計準則中，《投資性房地產》、《非貨幣性資產交易》、《債務重組》、《金融工具的確認和計量》等具體準則，適當地引入了公允價值的計量模式，標志著公允價值在我國的研究和應用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這是對我國公允價值應用的一個轉折點——由爭論“是否采用”到“如何采用”的轉折點。
制度經濟學告訴我們，如果政府為了引進一項新“制度”而頒發法令，那么法令的實施在一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背景下經常產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在后共產主義國家，政府為了模仿發達國家的公司控制市場，頒布了私有化法令，其中的一個意外后果是公司控制權普遍被內部人掠取，像原國有企業的經理，他們在經濟“轉型”前已經掌握了實際的控制權。意外情況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理想計劃和現存制度環境之間缺乏必要的“耦合”。從這個角度來說，對于公允價值的引入，應該要考慮制度方面的問題。從財政部頒布的38項企業會計準則中僅適當地引入公允價值的計量模式可以看出，在我國的轉軌經濟制度背景下，還不能全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因此，在實際應用中還是要考慮如何在我國的制度內合理使用公允價值。
二、我國轉軌經濟時期公允價值的適用性
我國轉軌經濟時期特殊的經濟形態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經濟體制的轉軌，指我國正在從計劃經濟體制轉變到市場經濟體制，這是制度選擇；二是發展階段的轉型，指我國正在從不發達狀態邁向現代化。轉軌經濟形態就是要通過制度選擇改善發展的激勵條件，同時發展對制度選擇、形成也具有反作用，因此制度選擇和發展階段之間存在契合關系。當兩者還不能完全契合時，就會帶來矛盾和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建設的諸多問題，如產權管理體制不順、市場約束不強等。正是在這樣的制度背景下，公允價值在我國才不能全面的推行，具體表現如下：
（一）市場不活躍，缺乏公平價格的形成機構
對于絕大多數資產和負債而言，很難找到可以觀察到的市場價值。我國現在處于市場經濟初級階段，市場化程度較低，各類要素市場的運作還不夠正規。中介機構尚難以真正獨立、客觀、公正地行使中介職能。還有一些中介機構缺乏誠信，對一些資產或負債的評估有失公允，資產評估的科學性還存在較大欠缺。這些反映了我國目前存在著較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價格波動較大，這樣公平交易就不能完全實現，進而通過資本市場交易的一些資產和負債的市場價格也就不公允。雖然不存在相關資產的活躍市場時，也可以運用現值技術等估計公允價值，但現階段未來現金流量以及折現率的信息都很缺乏，判斷常常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現值的主觀估計成分偏大。一種計量方式若要有用，決不能以犧牲可靠性為代價。
（二）我國證券市場是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萌芽，并伴隨經濟轉軌的腳步快速成長起來的，但是，證券市場“邊干邊學”的制度變遷本質決定了我國證券市場發展中必然存在諸多的問題：公司治理結構、獨立董事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有待完善；公司治理效率有待提高；公司資本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股東會、董事會與經理層面的權力制衡關系還有待建立；證券市場監管透明度不夠。證券市場上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場價格是處于不斷變動的狀態，這是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一大原因，但是前面所說的我國證券市場的諸多問題使得金融衍生工具市場價格動態性的信息無法及時傳遞給投資者，那么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場價格的確認也就不公允。
（三）存在大量利用公允價值操縱利潤的現象
企業產權中有政府、債權人、所有者、經營者和其他與企業相關的個體等利益主體，由于他們具有不同的行為目標，存在著不同的利益驅動，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利益沖突，此外企業的經營者比所有者在獲取信息方面擁有更大的優勢，再加上公允價值的確認是一個難點，公允價值很多時候是估計的結果，因此在現階段的實務操作中容易被利用為利潤操縱的工具。由于會計準則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手段，而是具有明顯的經濟后果，不同的準則將生成不同的會計信息，從而影響不同主體的利益，因而在實際中出現了大量利用債務重組、投資、非貨幣性交易中公允價值偽造會計信息的現象，不僅直接損害了投資者的利益，而且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協調運行。如何保證公允價值確定的合理性，避免像以前再次成為企業隨意操縱業績的工具，是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
由此可見，我國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在確定公允價值的應用范圍時，應充分考慮我國的制度背景，做出謹慎的改進，在引用上應只是趨同而不是照搬。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市場經濟已經很成熱，市場體系很完善，地位也很牢固，而公允價值恰恰又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同時，西方發達國家在公司治理、綜合監管體系、信用中介體系等內外部經濟制度都較為先進，證券市場的有效性很高，具有適合公允價值全面、深入應用的土壤。而我國特殊的轉軌經濟形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差距，因此，新準則中對公允價值的適度引用是符合國情的。
三、對公允價值推行的制度建議
由于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發育不成熟，保護投資者和懲罰財務舞弊的法律制度不健全等制度因素的限制，公允價值還不適合在我國全面的推廣。但從長期來看，衍生金融工具的發展必將對傳統的歷史成本計量屬性提出挑戰，也會為公允價值的使用提供直接的現實需求。這時就需要設計一項可以實現既定目標的制度，只要建立了與之相適應的成熟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那么全面、深入地應用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也是可行的。
首先，建立健全活躍的市場體制，使各種資產或負債的市價很好地反映其真實價值。在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下，價格是所有市場參與者在充分考慮了收益和風險之后所達成的共識。此時，價格才能成為真實的、準確的市場信號。這樣才能創造一個有利于公允價值全面推廣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
其次，法律作為適合特定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和調節利益流向的強制性的行為規范，對會計行為有很大的影響，因此要健全法律制度，通過完善法制制度來維護市場秩序。健全法律、法規對會計舞弊法律責任的規定和懲罰機制，盡力避免給那些利用公允價值進行會計舞弊者留下操縱的空隙；加大監管力度，加強國家監督機構，證監會、國家審計部門和財政部門對會計舞弊的監督，除了進行不定期的抽查以外，還要充分調動稽查力量，一旦發現舞弊現象，一定嚴懲不貸。要讓法律制度充分地起到維護市場主體權益的作用，能真正為市場主體提供足夠的信息支持，這樣才能為交易雙方公平交易提供一個規范的空間。
從長期來看，公允價值在我國的引入和使用應以健全的法律制度為前提，以健全活躍的市場體制結構為內在依據，同時要與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相配合。如葛家澍教授指出：“今后可能的發展趨勢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歷史成本和公允價值將同時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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