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齊煒]
面對今年春季突然爆發的“非典”疫情,我國公共財政初步發揮了其職能作用。短短一個月,公共財政被驟然推向前臺,政府啟動了一系列財政應急措施。無論是政策的出臺,還是資金的劃撥,公共財政的職能都得到充分的發揮。但是,隨著政策的陸續出臺,問題也逐漸顯現出來。正如有關官員所言:“此次‘非典’疫情突如其來,使財政支出結構性問題暴露無遺。比如,‘非典’使中國醫療防疫控制體系的不完善以及醫療設施嚴重不足等問題顯現出來,說明過去我們過分強調經濟建設,而忽視了衛生體系的同步完善,財政在這方面的投入偏少?!蓖话l的“非典”疫情,暴露了我們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上的“軟肋”,控制這一疫情迫切需要國家和地方各級財政更多轉向公共財政并固化這一職能。
目前,我國政府與市場的分工還不十分明確,各級政府在財政資金的具體安排上仍然沒有完全擺脫舊的財政模式,政府支出改革相對滯后,各項支出的比重雖然產生了一定的變化,但仍只是數量的變化,而沒有發生質的改變。更何況各種不顧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和實際需要,盲目擴大城市建設規模,用財政資金大搞所謂“形象工程”或“政績工程”的現象仍然存在,使原本應投入到公共產品領域的財政資金欠賬越來越多。僅以公共衛生事業為例,支持公共衛生事業的財政政策在應對“非典”如此短的時期內密集出現,此前并不多見。當我們對諸多拉動經濟增長的財政政策習以為常時,幾十億投入公共衛生部門的資金顯得尤為突出。
改革開放后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相對滯后,甚至在一些領域出現倒退現象。據有關資料顯示,我國衛生支出的增長慢于經濟增長和財政支出的增長。1980年國家預算衛生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1%,到2002年下降到0.8%。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1999年我國人均政府衛生開支在191個成員國中僅排141位。而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1990 ~ 1995年政府公共衛生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統計,低收入國家平均為1.5%,中等收入國家平均為4.3%,高收入國家平均為6.9%??梢源致怨浪悖覈斦糜诠残l生事業發展的支出如果能夠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5%是比較理想的。這就要求財政的該項支出要在目前基礎上翻一番。
從防治“非典”透視我國的公共財政,可以預見,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將會加快,加速財政從一些非政府資本有能力進入也會經營很好的領域中退出,專注于教育、科技、農業、文化、體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救災救濟、扶貧等公共事業,公共財政體制的建立及完善將因“非典”而提速。
如何進一步完善公共財政體制呢?筆者認為,公共財政的根本點應當在于它的公共性,即:市場能干的,政府和財政就不要去干;市場不能干的,但市場又需要的,政府和財政就應當去干。公共財政的立足點應當是非市場盈利性,即公共財政活動范圍應立足于非市場競爭領域,以社會利益為活動目的,從事非盈利性活動,不介入一般競爭性領域。
今后我國的財政管理中應當著重解決以下問題:①在財政資金安排上優化結構,保證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從一般意義上講,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環境保護等是典型的公共產品,良好而充足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是經濟健康有序運行和持續增長的基礎和保證。協調好財政資金用于“預防”和“治療”方面的關系。從我國財政資金的使用上看,依然存在著重“治療”輕“預防”的問題。當前反映出來的我國缺乏規范化、制度化的有效的公共安全應對機制,正是長期以來財政資金在“預防”方面投入過少造成的。②解決我國長期存在的財政“越位”與“缺位”問題。更多的資金用于生產建設,導致了財政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方面的“缺位”,致使像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環境保護等典型的公共產品由于資金不足而發展嚴重滯后。公共衛生、基礎教育、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工作是防范社會危機、保證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性工作,是財政應首先予以保證的。③在抵御公共風險方面應形成法制化的財政保障機制。從防治“非典”的經驗看,公共財政應對公共安全危機的財政保障機制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建立在危機發生時財政資金使用的法制化規定;二是在財政機制上形成吸引民間資金進入公共服務領域,形成經常性的社會捐贈、贊助機制和規范有序的民間資金使用機制。④對公用事業的市場取向改革進行反思,重新界定公用事業改革和發展中的財政責任。應當從政府責任的公共財政職能的角度、從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層面界定在支持公用事業發展方面的財政責任,科學地確定公用事業的職責,合理地設置公用事業的機構、人員,保證經費供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