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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初探


城鄉居民收入差別是全國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組成部分。研究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的一個較為簡便的方法是計算城鄉收入比率。本文采用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年均純收入相比計算了1978—2003年的城鄉收入比率。如下表:
城鄉居民收入比
年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城鄉收入比 2.57 2.42 2.50 2.20 1.95 1.82 1.84 1.86 2.12 2.17 2.17 2.29 2.20
年份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城鄉收入比 2.40 2.58 2.80 2.86 2.71 2.51 2.47 2.51 2.65 2.79 2.90 3.11 3.24
資料來源: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純收入來自,國家統計局,歷年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城鄉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系作者根據有關資料計算;城鄉收入比=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純收入

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狀況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有以下特點:
(1)收入差距大。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多數年份保持在2以上,2002、2003年超過了3,2003年達到最高值3.24。我國的城鄉差距在世界上是最高的。據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1995年36個國家的資料,絕大多數國家的城鄉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個國家超過了2,中國是其中之一。
(2)差距有階段性。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在改革的初期階段1978-1985年顯著下降,從1978年的2.57下降到1985年的1.86,下降了27.6%,年均下降3.94%;1986-1994年比值呈上升趨勢,一度處于較低差距的城鄉收入又擴大到略高于1978年的水平,到1994年達到2.86;1995-1999年出現差距在較高水平上的輕微縮小,從2000年起收入差距又有所擴大,并在2003年達到最高值3.24.。1978-1985年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約比城鎮居民快一倍,但1986-1996年城鎮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比農村居民快59%, 1997-2003年農民收入年均增長率為4%,僅相當于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年均增長幅度的一半,以致一度縮小了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擴大,并達到轉型以來的最高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統計標準與國際通用標準相比較存在著缺陷,尤其是城鄉居民收入統計上的缺陷。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在統計上存在較大程度的低估傾向,而農村居民收入的低估程度要小些。考慮到低估的因素,我國城鄉居民收入的實際差距將會高于本文所測算的差距。
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分析
經濟轉型期前,也就是1949-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處于很高的水平,主要原因是國家推行了與比較優勢相背離的不平均衡發展戰略。為了實現工業化,只有犧牲農業,吸納農業剩余為工業發展提供資金積累。為了使該戰略得以維持又制定了嚴格的政策制度,使城鄉經濟發展處于隔離狀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經濟轉型時期雖然國家在發展戰略方面弱化了計劃調節對農業的剝奪,但實現工業化的目標還沒有完成,這一目標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還依賴農業向工業提供積累。當然,我國實行的工業化目標和采用的手段具有必然性,是符合發展中國家發展規律的,但這種發展戰略不能長久實施下去,因為農業基礎的弱化會對工業發展造成不利影響。很多研究表明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是城鄉的比較生產力差別所產生的,二元經濟結構和由此產生的發展戰略是造成城鄉生產力差別的主要原因。有研究表明,1995年我國城鄉的實際相對收入差別為3.02,其中由城鄉之間的比較生產力差別決定的成份占75.2%(蔡繼明1998)。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課題組的研究表明1978-1993年城鄉收入差距變化的59.6%可以由二元經濟結構的二元系數解釋。
我國農業的市場化改革雖然對推動農業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我國在農業市場化的改革過程中沒有建立起有效的農業的支持體系,反過來阻礙了農業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在農村內部和外部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情況下,由于我國農業發展的基礎薄弱、制約因素多,農業的發展和農民收入的增長困難重重。這些影響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1)農戶的市場主體地位脆弱,糧食生產的自給率高、商品率低下。農戶承擔市場風險的能力低下,農村金融市場的嚴重滯后限制了農戶可貸資金。這些因素阻礙農戶對農業新技術、新品種的采用,農產品結構得不到優化、產品質量低下,農戶得自農業的收入上升幅度不大;(2)農業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國家農業支持體系建立的滯后和不完善, 使得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沒有得到有效調節,農業的市場化深度和農業發展受到制約,也制約了農民收入的增加;(3)農戶糧食自給率和商品率的動態可變性、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乏力(糧食儲備資金),導致我國糧食市場出現周期性地買難賣難。糧食價格的周期性波動不僅不利于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也不利于農民收入的持續增長,國家提高糧價時農民的收入有一定的增長,而國家調低糧價時農民收入增長就乏力。農民收入的增長如果只是建立在價格上漲的基礎之上將不會持久。我國曾于1989、1995、1996年大幅度提高了糧食定購價,這三年農民收入有一定增長,但是從1998開始的經濟緊縮和部分農產品供給過剩導致農產品價格下跌,導致農民得自農業的收入減少。表示工農差別的剪刀差——工農商品比價、農民收支比價剪刀差(農民收入支出比價差的=農民支出價格指數/農民收入價格指數×100)縮小可以使農民的收入增加。而1978-1996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變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農民收支比價剪刀差的擴大,研究表明1989-1995年的7年間農民收支比價剪刀差有4年大于100,說明農民的支出上漲幅度超過農民收入增加的幅度(韓志榮1996)。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課題組的研究(1994)表明1978-1993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程度與農產品的價格剪刀差相關系數達0.77。(4)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的滯后和地區之間的差異,也影響到農村居民人力資本投入的收益率。我國農村人力資本投資--教育、工作經驗、健康、工作遷移等在總體上低于城市居民,不發達的、分隔的城鄉勞動力市場造成農民人力資本轉化為收益的機制受阻,農民得自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低下,反過來又影響了農民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城鄉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有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由于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封閉性、對農村勞動力的歧視和排斥,農村勞動力流動和就業面對著巨大的艱難和風險,使得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應減弱。
國家政策因素也是影響城鄉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主要體現在:我國教育投資體制、公共衛生和基礎設施投入的不公平以及不平等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窮人最大的財富就是他們的人力資本。對窮人的人力資本進行投資,增加他們的資產,是減少貧富差距、消除貧困的有效途徑”。農村居民收入低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農村居民的人力資本存量和投入低。低的人力資本一方面限制了農民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也限制了農村勞動力向高收入非農產業的轉移。教育對收入的提高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教育作為一種人力資本投資會提高受教育者的勞動效率,較高的勞動效率獲得較高的收入;二是提高受教育者的配置效率,教育程度較高的勞動者發現和獲得較高收入的機會高,更易于流動到收入較高的部門、職業或地區。我國的教育投資體制尤其是義務教育投資對城鄉居民來說是不公平的。城市居民的義務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公共產品,而對于農村居民來說,義務教育投入大部分來源于農村居民。在2001年前,我國農村義務教育的投資主要來源于縣鄉兩級政府的教育附費和教育集資投入,我國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總數占全國義務教育學生總數的2/3,在農村基礎教育公共投入中鄉鎮政府(包括農村)承擔了絕大部分教育投入。由于地方政府財力有限,尤其在不發達地區,這些投入就轉嫁到家庭上。2001年確立以縣級政府為主體的農村義務教育投資制度,雖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農村義務教育投入的不公平和不足狀況,但縣級政府的財政壓力加大,而且縣級財政的主要來源還是農業收入。我國教育投資體制不合理的另一方面是教育投資結構不合理。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投入比例關系失衡,基礎教育投入比重相對較少。過高的高等教育投資也產生了城鄉居民的享受高等教育的不公平,原因在于農村教育質量相對低于城鎮教育質量,農村居民享受高等教育比重大大低于城鎮居民,更多的高等教育投資被城鎮居民所享受。另外,農村教育在追求升學率目標的作用下,只注重對學生的抽象書本知識的傳授,與農村的生產實踐嚴重脫鉤,大量的學生所學的知識對農業生產的發展作用不大,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教育投資體制的不合理和教育結構、內容的不合理、教育質量的參差不齊是我國教育投入收益率低的重要原因。農村公共衛生投入的不足也是影響農民人力資本的一個因素,公共衛生體制在農村地區還沒有建立,農村居民享有的公共衛生資源大大低于城鎮居民。農村地區交通、通信發展的滯后也提高了農村居民遷移的成本和風險,限制了農村居民的遷移。另外,對農村居民的就業培訓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農村流向城市的居民大部分是屬于低收入階層的非技術性勞動者。在廢除農業稅制之前,農村居民在稅負上也遠高于城鎮居民,農村行政機構的膨脹和低效率也加重了農村居民的支出負擔。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影響我國轉型期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是城鄉經濟的二元結構。經濟發展由二元結構轉變到一元結構的過程中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就業結構的變動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變動的客觀和自然因素。而與這種變化過程相應的制度、政策因素在某些方面加劇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同時又在某些方面縮小了差距。應該強調的是,農業稅制的改革,農業生產環節的“零稅負”,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不合理的制度、政策因素產生的城鄉收入差距。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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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晉洲 文章來源:甘肅省建筑運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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