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成為時代的主題，企業社會責任在我國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有的觀點把企業社會責任定位為“實現民族偉大復興中的企業責任（特稿，《中國財經報》，2005。）”。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許嘉璐在2005年亞太城市市長峰會經貿論壇會上提出了“企業的社會責任不是企業的負擔，而是企業的發展機遇。企業是樹，社會是根，企業與社會只有和諧發展才能筑起共贏之路（鄧勇，《中國財經報》，2005。）”。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日趨成熟的形勢下，企業社會責任到底是一個什么內涵？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理財是否存在必然的聯系？企業如何在保持健康可持續發展的狀態下，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解決這些問題并付諸實踐，對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和諧社會、保持經濟可持續高速健康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筆者認為企業的社會責任實際上是企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過程中，為求得生存和壯大，在多種利益沖突中對理財價值觀的不同選擇，這種選擇客觀上形成了對社會的責任承擔和承諾。
一、企業理財價值觀選擇與社會責任的形成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首先都是自利的，從事任何經濟活動的目的都是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由于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企業需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企業與社會的和諧協調等問題，以求得天時、地利、人和的有機統一。企業在處理這些問題時，存在不同理財價值觀的選擇，由此形成了企業應承擔的相應社會責任。
一是經濟活動只要在不損害別人利益的前提下，增加了自己的利益，就算是有效率的。只要不損害別人的利益而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合理的。這是傳統經濟學的價值觀。
在選擇這種價值觀的情況下，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一般包括：為市場提供合格的產品或服務、為社會提供一定的就業機會、為政府提供稅收、信守合同、履行義務等。（為敘述方便，筆者將此類社會責任定為A類）
現實中這種價值觀選擇較為普遍，屬于傳統管理會計范疇。理財視角主要集中在企業內部的空間范圍，集中關注財務信息，重在“知己”，強調成本計算、成本控制、利潤等財務指標，理財旨在提高企業內部效率，追求良好的財務業績，在特定的期間內，計算利潤、提高盈利能力。
但這種理財價值觀的選擇在現實中會因企業內外部的非財務因素制約，使其理財目的實現的難度很大，或者長期保持這種理財價值觀的難度大。比如，公平因素問題，許多對自己有利對別人也沒有損害，甚至還能夠增加別人利益的事情往往因公平問題不能實現。有一個著名的實驗：給兩個人100元，由甲決定自己拿多少，乙決定自己是否接受甲的分配方案。如果乙接受甲的分配方案，則雙方按照方案各拿各的錢；若乙不同意甲的提議，則兩個人都一無所獲。如果按照效率原則，甲利益最大化的選擇應該是自己拿99元，給乙1元，而且乙也應該能夠接受這個提議，畢竟得到1塊錢比沒有有錢要好，盡管少一點，但也增加了福利。但現實是，這種選擇往往使乙非常氣憤而加以反對，寧可自己得不到這1塊錢，也不讓甲得到那99元。因為乙覺得這種分配方案雖然能夠給自己帶來1塊錢的好處，但不公平程度太高。乙這樣做不僅考慮到了利益問題，還著重考慮了公平問題（蔚泓，《讀者》，2005。）。這個實驗說明一個問題，企業理財不僅要實現效率，還要考慮公平限度這個非財務的因素。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拂朗索瓦.布吉尼翁提出了公平是長期增長與發展的根本的觀點，他指出“從長期看，效率與公平是互為補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特稿，《中國財經報》，2005。）”。再如環境問題、政府宏觀經濟政策及其導向對企業經營活動不確定影響等等。
二是要真正地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只有自利是不夠的，還必須利他。即企業需要在兼顧非財務因素的情況下，精算自己的效率，實現利益相對最大化，為滿足利己還需利他，并尋求利益長期持續存在。
在上述實驗里，雙方都能夠得到錢而且都很高興的分配方案，是甲提出來兩人平分，這是最公平的分配，但效率較差。大多數人的方案都在70：30或60：40之間。這說明作為甲方，除了考慮自己的利益增加外，也還慎重考慮公平問題，也就是權衡了對方能夠接受的相對公平程度。利他需要付出，看起來不能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這種不能最大化，比起顯失公平條件下自己利益的最終損失，自己的利益還是能有所增加。但這需要理財的精算，要能找到使乙方能接受但又使效率相對最大，畢竟是不容易的。
在這一理財價值觀的選擇下，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主要包括：A類社會責任、照顧好員工的福利并使之能夠分享到企業增長的果實、信守曾經做出的承諾、適當的環境保護、辦好自己的企業確保可持續發展等（B類社會責任）。
這一理財價值觀的現實實施，僅靠傳統會計已不能勝任核算要求，它需要跳出單一企業狹小的空間范圍，將視角更多地投向影響企業的外部環境和人氣氛圍，特別強調各類相對指標的計算和分析，如相對價格、相對成本、相對市場份額、相對利潤、相對現金流量等，在“知己”的同時，重在“知彼”。計算經營成果的重點也從計算利潤轉向計算價值增值。因此，理財的精算要求高。
三是無條件地愛別人也能給自己帶來利益的增加。這種純粹的利他行為給自己帶來的利益的增加往往是不可精確預測，而是體現在純粹利他行為發生一段時間之后。即企業在兼顧長期利益的情況下，采取恰當的無條件利他行為，尋求無形資產的壯大，意圖給自己帶來利益的增加。例如慈善捐助，按照經濟學的理論，慈善捐助是最不自利的行為，且減少自己的財富數量。之所以有很多企業都樂此不疲地參與慈善捐助，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利他能夠利己。
美國CNN的大股東泰德•特納在1997年9月，宣布要捐出10億美元，這是他當時凈資產的1／3。他指定這筆巨資的受益者是聯合國，要用于處理人口控制及傳染病防治等事務。特納為什么要給聯合國捐助這么巨大的一筆資金?他直言不諱地說：“我發現，我越是做好事，錢進來得越多”。正如他預料的那樣，自從他向聯合國捐款后，他的業務快速增加，財富直線增長，到2001年的時候，他的身價已達到90億美元，是他捐款時家產的整整3倍。比爾.蓋茨到2004年底累計捐了270.85億美元，世界因之對他心存好感而選擇使用微軟產品的人們日益倍增。
在這種理財價值觀的選擇下，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主要包括：B類社會責任、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如捐贈等）、對弱勢群體奉獻愛心、職工教育培訓等（C類社會責任）。
在這種理財價值觀的主導下，企業從戰略高度關注非財務信息，特別是企業的未來信息，超越單一的期間界限，著重從獲得持續的競爭優勢中把握企業的發展。甚至不惜犧牲短期利益，以達到把握各種與社會諧和或潛在的機會，從戰略的角度增加企業的盈利能力和創造價值的能力。在現實中要實踐這中理財價值觀，需要將管理會計系統與企業戰略管理相結合，構建企業的戰略管理會計系統，形成綜合的、全面的風險管理。
四是在兼顧社會效益的情況下，主動接受政府制定的、受社會歡迎的社會發展宏觀目標的約束，追求社會貢獻成長，尋求與社會的和諧共處，實現企業綜合利益最大化。
我國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宏觀目標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建設和諧社會。企業可依據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和企業輻射力，在企業內部以及其輻射范圍內率先實現小康社會、和諧社會的要求，或幫助政府解決環境污染、貧富分化、失業、社會福利等社會問題。如江蘇華西村企業集團的選擇等。
在這種理財價值觀的選擇下，企業所承擔的社會責任主要包括：C類社會責任、設立社會性基金、擴展公益事業、追求社團壯大等等（可稱D類社會責任）。
企業作上述四項理財價值觀選擇的過程，客觀上就是企業選擇承擔社會責任的過程。因此，企業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價值理念，需承擔的社會責任是不同的。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下，企業價值觀選擇所形成的社會責任在范圍、程度、質量等方面是有差異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作為一個社會組織，既是一個經濟組織體，還是價值體系的融合體，接受市場競爭機制的約束，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在追求利益最大化過程中求得生存和壯大，是其本色。同時，企業又要接受社會主義制度特色的約束。因此，研究分析我國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應建立在上述基礎之上。否則，得出的結論是偏頗的，對企業的健康發展是不利的。同時也可以得出結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客觀基礎，就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這是與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區別。
二、企業社會責任的分層制宜和理財要求
客觀上企業社會責任不是整齊劃一的，而是分層制宜。按照企業理財過程和承擔責任剛性程度分層，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可分成兩個層面，具有不同特征和理才要求。
一是取之社會過程中的社會責任，也就是“掙錢”過程中的社會責任，其內涵可概括為“取之有道”的“道”字。這一層次社會責任主要體現為A類社會責任和B類社會責任。基本上都是企業應盡的剛性責任，屬于“份兒內”的事，其本質特征是“道義”的（即必須按制度、法律、規則作為）、義務性的（即是必須盡職的）、無條件的承擔，是企業生存和發展之本。也是企業理財的一個必要組成內容，企業科學理財程度越高，所盡的責任質量越高。
二是回報社會過程中的社會責任，也就是“花錢”從事許多公益活動中的社會責任，其內涵可概括為“用之有度”的“度”字。主要表現為：C類社會責任和D類社會責任。基本上都是企業有選擇的非剛性責任，屬于“份兒外”的事，其本質特征是“有度”的、自愿性的、有條件的承擔。所謂“有度”，即以不損害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的本色為前提，這是與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本質差別。所謂“有條件的”，即企業能在社會上做多少這種公益活動，完全取決于企業的公德水平和經濟實力。是屬于企業戰略管理基礎上的理財擴展。
企業對承擔的剛性社會責任必須要盡力作為，作為過程和結果要受到政府、投資者、職工、合作者等強力約束。同時社會責任的承擔是企業理財的一個必須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本上是企業常規的、經常的、系統的理財狀態，市場經濟越成熟，公允的游戲規則約束力越普遍，理財的內在需求越強烈，理財的欲望也越高，理財范圍和理財關注因素點越寬。也是企業能否長期持續健康和諧發展的重要條件。
企業承擔的非剛性社會責任可以作為，也可以不作為，是屬于企業自主選擇范疇的，社會鼓勵并善意回報這種作為。企業可精心規劃其作為，會給企業帶來不可預料的經濟效益。
企業的理財活動是擴展性的，是屬于風險管理范疇的，具有較強的戰略要求和機會要求。同時企業要達到這樣的一個理財平臺：企業的實力使社會對其有一定的敏感性、有一定的市場競爭力、優良的財務業績、有一定量的較高層次理財管理者并積累了豐富的理財經驗。
企業的實力差異、成長差異、境界差異等不同，也會形成社會責任的分層。中小型企業、成長型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重點是剛性的社會責任，企業首要目標是增強自身的競爭力，追求效率、兼顧公平，擁有市場競爭力，獲取經濟利潤。對大型企業、成熟企業則應嚴格承擔剛性社會責任、激勵非剛性社會責任。
三、企業理財價值觀選擇和承擔社會責任的充分條件
企業選擇不同的理財價值觀，會承擔不同的社會責任。但企業選擇理財價值觀的過程，是一個由低級價值觀（極端自利）向高級價值觀（與社會和諧的均衡自利）艱難過渡的過程，須具備既定規則、責任收益、足夠激勵、有效約束四個充分條件，否則，企業很難達到自覺承擔社會責任的理財狀態。
既定規則是企業理財價值觀向高級化選擇的基礎條件。這里講的既定規則，即是企業在正常的社會狀態下，與社會各階層所形成的公允的游戲規則。如政府、企業、社會公眾的角色定位，企業成立與運行的條件，行業性標準，社會環境等等。如果既定規則出現問題，則就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企業理財價值觀可能會出現逆向選擇的傾向，則企業社會責任無從談起。例如，近期出現的多起煤礦礦難事故，大多數是非常不具開礦或經營資格條件，因官商勾結、甚至是監管部門人員的暗中參股經營，個別政府部門的監管虛化甚至助紂為虐，使既定規則喪失，結果只能是企業為極端自利而肆無忌憚，草菅人命。
有效約束是企業價值觀向高級化選擇的首要條件。沒有約束而想要企業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無異緣木求魚。社會責任的承擔必定要成本，要花錢，要花力氣，要費腦筋，要精算理財。例如資源使用缺少有效約束，便會在數量上無限使用，這是一件既省力、又易見成效的事，于是便有了攤大餅式的擴張，有了大而無當的工程，有了“資源—產品—廢物”資源利用的線性模式。而要達到循環經濟所要求的資源利用“資源—產品—廢物—再生資源”循環模式，需要通過調整結構、技術進步和加強管理等措施，沒有約束企業不會主動去做。因此，有效約束是企業社會責任發揮的非常重要條件。有效約束應當是全方位的，在政策、制度、法律、道德、財務、資源、勞動等等方面都應建立良好、適度的約束機制。
足夠激勵是企業價值觀向高級化選擇的動力。激勵不是收益，是責任感、信念、信譽、榮譽、尊嚴、社會呼應度。激勵應當成為“資源”，是不可替代的、能消除“機會主義”傾向的原動力。如雜交水稻專家袁隆平先生，基于“讓農民吃飽肚子”這一信念和科學家的責任感，支撐了他為社會盡責的動力。因此，在社會的政治、文化、道德、價值標準等方方面面形成良好的講正氣、講責任感、講信譽、講尊嚴的社會狀態，就是形成一個良好的足夠激勵狀態。特別在時下社會轉型時期，在充滿金錢和追求暴富的狀態下，足夠激勵條件更為重要。
社會責任收益是企業價值觀向高級化選擇是否成功的標志。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應當產生大于因社會責任而付出的產出，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對社會責任成本的補償，從而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能力增強，并長期周而復始。社會責任的作為也存在著一個“再生產”過程，社會責任收益對社會責任的可持續承擔和發展有重要意義。收益也是企業盡責的公平獎勵。因此，應建立公平有序的社會收益分配機制，如果收益分配界定不清，客觀上鼓勵了“揩油”行為，這最終會侵蝕社會的評價體系。當然，收益不一定是經濟收益，但最終要歸于經濟效益的壯大，收益也不一定是當前的收益，但一定會使長遠收益擴張。
四、企業社會責任承擔的現實問題
企業對社會責任的作為和不作為不單單是企業的事，也是政府和全社會的事，是三者的統一。從經濟學角度講，企業社會責任的作為，實質是經濟利益在各利益主體沖突中均衡的過程，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應當是互動的，只有大眾參與，社會責任才可以真正承擔起來。如何使企業、政府、社會在企業社會責任作為中有機統一，則是目前我國必須解決的問題。
(一)政府的監管問題：好企業是“管”出來的。
政府部門應切實以社會公眾利益代表的身份，以制度、法律的形式，根據企業經營環境的動態變化，及時完善和出臺涉及環境保護、安全生產、職工勞動保障、消費者權益以及市場經濟秩序等方面的法律、法規和規章，讓企業不能避責、不敢逃責。
目前我國政府的監管不力甚至缺失是相當部分企業逃避社會責任的主要原因。如有些企業之所以成為假冒偽劣商品制造的主力軍，其背后都有地方保護主義在作崇，很多大賣場成為假冒偽劣商品的集中銷售點，有很多是工商管理部門或其掛靠單位開的。再如，安全經營問題，最近礦難頻繁，有部門領導總結說，工人大都來自農村，多數為初中文化，剛來三天就下井，什么也不懂，不發生礦難才怪！他憤怒地鞭責礦主惟利是圖，草菅人命。但是，工人需要多少文化、要經過怎樣的技術培訓，經過多長時間之后才能下井，有關政府部門既沒有明確的規定，更談不上有效的監管了。別說這些勞動安全規定，就是一個工人死亡后礦主應該負擔多少撫恤金，也沒有明確的規定，國有煤礦現在還是按照計劃經濟時代撫恤金的標準對死難者進行撫恤。
解決政府監管不力和缺失問題，目前最重要的是下力氣解決下列問題：一是地方政府辦“市場”問題，即政府在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定位問題；二是解決制度和相關法律的建設和完善問題；三是以政府為主導加快建設行業性標準，形成良好的制度環境，解決目前盛行的“潛規則”問題；四是建立和完善我國企業道德激勵約束體系，解決在企業道德建設上存在的理想、務虛、粗略、遺漏、劃一、形式、說教等問題，明確規定底線、追求細致精確、做到因層制宜、加強制度建設。制定更為詳細的“企業道德建設基本準則”、“企業道德建設規范指南”、“企業道德提示指南”等規范體系。
（二）社會的監督問題：好企業是由社會“創造”出來的。
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說，是挑剔的消費者“創造”了高質量的產品。實際上，同樣可以說，社會的監督會“創造”出負責任好企業。在很大程度上講，社會監督是一個“模子”，有什么樣的社會監督就有什么樣的企業。
從企業對社會責任選擇的自利性以及我國目前的社會環境講，需要建立廣泛的社會監督體系，這就要發揮新聞媒體以及消費者協會、環保組織、工會等社會群眾團體的作用，形成全方位的監督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社會環境。要重視對企業經營行為的輿論監督，加大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正面典型的報道，肯定善的行為；加強對應當而不履行社會責任行為的監督，譴責惡的行為。采取有效的方式建立企業誠信檔案制度。
（三）信息的披露問題：好企業是按標準“反映”出來的。
我們的社會應當為企業形成這樣一個環境：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一定會有成本支出，但也一定要會有利益的，發生的成本支出和獲得的利益呈現正相相關，并受到社會的褒獎。要達到這一社會環境，這就需要建立在企業社會責任的信息流的通暢、完整、真實的基礎上。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狀況通過信息處理和披露機制，向社會傳達相關信息，使那些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得到贊揚和傳頌，打響企業及其商品的知名度，從而樹立企業良好的社會形象，有利于企業進一步地發展壯大。相反，使那些利欲熏心、怠于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得到曝光、社會道德譴責和法律上的制裁，使其降低乃至喪失市場競爭力，逐漸退出市場，從而維護良好的市場經濟秩序，實現好的企業一路走好。
目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的信息披露已逐步受到重視，在企業的財務報告體系里面，盡管沒有直接地歸納出社會責任的財務信息，但可以隱約地體現一些社會責任的成分。如職工的薪資水平，社會保障資金的交納情況，教育基金的提取和使用情況等等。中國證監會1999年就要求公開發行股票的公司在法律意見書中要說明是否由環境保護、知識產權、產品質量、勞動安全等原因產生侵權之債。財政部印發的《2002年企業效績評價標準》專門增設了“綜合社會貢獻”指標，主要考核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但作為完整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機制和信息指標體系尚未確立。目前應重點加強兩個方面的建設。
一是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指標體系建立和完善問題。筆者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指標涵蓋的內容主要包括：（1）參與企業經營活動的各個集團的利益所得信息（即股東、債權人、職工、政府等的利益所得）。（2）環境保護方面的業績信息。（3）人力資源開發的信息。（4）參加公益事業活動的信息。（5）反映所提供產品的質量等方面的信息等。
二是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處理和披露機制建設問題。財政部門應加快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會計的創立和建設。形成我國的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制度體系、準則體系、報告體系。
作 者：鄭在柏 工作單位：江蘇聯合職業技術學院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