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西方財務管理體系的評論
任何一門應用學科的建立與完善都不應忽視其面臨的環境。財務管理作為企業管理中的核心，屬于經商過程中的理財，理財過程中的經商，類同于一個硬幣的兩面，兩者相互融合、渾然一體。
（一）美國經典教材內容體系的簡要描述及其特點
不言而喻，西方財務管理內容體系經過上百年的演變與發展，不僅內容豐富而且體系成熟。①以Ross，Westerfield，Jaffe合著的《企業融資》（Corporate Finance）為例②，該教材除前言或后續專題之外，其主干部分由價值與資本預算、風險、資本結構與股利政策、長期融資、短期融資與營運資本等幾大版塊組成。這一內容體系幾乎涵蓋了現代公司財務管理的全部，且各部分及章節之間存在相對嚴謹的邏輯關系： （1）“總論”為初學者提供共同的知識點；（2）通過引入“價值”概念及價值標準來判斷、解決各種投資決策問題（包括證券估值、資本預算）；（3）在有效市場假設下，透過“風險”衡量及資本市場定價，解決投資決策參數測算問題（主要指WACC）；（4）描述公司資本結構及股利政策，分析公司財務政策； （5）解釋公司長期融資來源及方法；（6）引入選擇權、期權等金融工具解決公司融資及風險管理事項；（7）強調短期融資決策及營運資本管理技術。
盡管該教材“在內容選取上太偏重于個人看法，部分章節屬學術界不成熟的爭論”（沈藝峰，2003），但作為近年來風行全美甚至全世界的經典之作，其日臻之勁頭并未消減。筆者對西方財務管理內容的剖析將以此書為“標本”。同時，根據錢穎一教授的觀點（2003），現代經濟學理論分析框架主要由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三部分組成，該框架已成為當代在世界范圍內唯一被經濟學家們廣泛接受的經濟學范式。在這一范式中，“視角”主要解決經濟學家看問題的出發點，它通常基于一些基本假設（如經濟人自利偏好、資源稀缺等），“參照系”則主要用于構建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桿”（如市場有效性、基于各種嚴格假定下的MM定理等），而分析工具則主要解決相關理論的數學模型化問題。根據上述觀點，不難發現西方財務理論體系③有以下“特點（或問題）”。
1.理論體系的“金融化”
或者說，西方企業財務管理內容體系在本質上就是“公司金融”理論體系④。該體系以股權至上為根本、以資本市場為依托、以“價值最大化”為管理目標，其所涉及的理論大體包括市場有效假定、資產組合下的市場風險與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期權定價模型、資本結構和股利政策理論（包括MM理論、靜態均衡理論以及信息不對稱下的融資優序理論和信號理論等）等等。應當說，這種公司財務的“金融化”傾向并不是西方理論體系的一種誤打誤撞，而是西方經濟學一貫學術傳統的體現。基于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框架和范式，不難發現現代西方“公司金融（corporate finance）”從一開始（20世紀50年代）就是致力于解決公司外部融資及其相關市場定價問題的（其標志性成果主要是CAPM及MM理論），其出發點仍然是“市場”而不是“企業組織”，其理論與方法體系遵循古典經濟學中的均衡理論與“價格”機理；而當人們將企業組織引入到這一價格模型后（以Jensen Meckling為代表，1976），公司金融理論研究才發生了方向性轉變，即以市場定價為核心的公司金融超越傳統上只研究“市場”的局限性，而試圖打開“公司組織”——非市場的組織這一黑箱，由此觸發了一系列新的問題視角，產生了以代理理論、信息不對稱性理論等為代表的基礎性解釋理論，并將這些理論用于解釋和預測公司金融中的資本成本與資本結構理論、證券發行及證券設計、股利政策、激勵機制設計等等一系列新的理論分支，并促成了公司金融理論的繁榮和發展。
由上述可以看出，西方公司金融理論體系在本意上并不完全是為解決“公司”組織的財務管理問題而發展的，作為西方經濟學（本質上屬于“價格理論”）在超越市場并打開“公司組織”這一黑箱后的一種學術滲透，其所研究的內容包含了公司治理、資本市場定價及公司融資與資本結構決策等核心內容。在這一邏輯上，西方企業財務管理理論的“金融化”不僅可以理解而且是一種學理必然。從其學科屬性看，公司金融并不屬于管理學，而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經濟學”。
2.公司金融的“參照系”功能
在分析西方公司金融教材的過程中不難發現，其學術體系大多圍繞著“假設”而展開，從資本市場效率、資產定價到公司資本結構等核心內容，無不是在假設中構建起來的。基于“假設”的學術體系在本質上是一種參照系的構建，這種學術體系一方面有利于學科的“科學化和嚴謹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學術研究面的拓展。比如，放寬對“企業組織”的生產函數假設，有利于人們看清組織、公司治理及其激勵的復雜性；放寬MM定理的相關假設（尤其是信息對稱性假設），有利于建立資本結構及股利政策的“信號理論”、“優序理論”等理論體系的構建等等。因此，以假設為基礎的公司金融體系，在本質上是建立一套有利于未來拓展的理論“參照系”，它能讓未來研究者循著對復雜經濟現象的思考和對各種假設的“質疑”，厘清各種經濟現象發生和發展脈絡并用新的視角加以解釋，從而豐富和發展已有理論體系。
3.應用體系上的決策化、技術化
公司金融理論體系的另一特點上應用層面的“決策化、技術化”。這從公司金融中投資、融資、股利政策、營運資本管理等幾大模塊所體現的決策技術、方法中可以看出：幾乎所有財務決策模型都與“價值”屬性相關（如，長期投資決策中“凈現值”原理、資本結構應用決策中的“價值最大化”或“資本成本最小化”模型）。這種財務決策的技術導向，一方面反映了公司金融對“公司價值最大化”這一決策理念的遵從，同時也反映公司金融這一學科的內在邊界：它仍然是“金融”在公司這一層面的運用，且這些應用離不開公司金融與外部資本市場的價值互動（如，公司金融的大量研究都集聚于“公司財務決策或政策的市場反應”方面，即試圖從市場角度來“檢驗”各種財務決策的合理性）。
（二）對公司金融理論體系的“疑問”
應當說，作為一門理論與應用都極具特色的學科，公司金融已成為商科教育的核心課程之一。但這樣一種理論體系，還是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主要體現在：
1.在資源配置上過于依賴相關“假設”
幾乎同所有經濟學科一樣，公司金融理論都是試圖解決資源有限下的有效配置問題。資源配置涉及兩個層面：（1）“市場層面”資源配置。即利用資本市場及其價值發現機制，將社會資本配置到最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產業或公司等）中，以提高社會資源的整體配置效率；（2）“組織層面”資源配置。即利用組織內部的配置規則（如，效率優先規則或戰略導向規則等），將有限財務資源配置到組織內各種有效的投資項目之中，從而提高公司價值并增進股東福利。
但無論是第一層面還是第二層面，都離不開市場、組織自身在資源配置中的“計算能力”和“配置環境”。所謂“計算能力”是指市場或組織自身的有效性，它涉及對財務資源“價格信號”的敏感性和反應度。如，資本市場層面的風險收益均衡關系及價格發現功能；組織層面的項目預期收益率判斷及其顯示能力等。而“配置環境”是指市場或組織所面臨的各種影響變量。如，市場層面的信息披露制度、資本供求關系、法律及監管機制等，這些因素直接影響資本市場效率，而組織層面的配置環境則涉及公司內部一系列治理機制，包括公司內部治理、組織內部信息傳遞與組織結構（Jensen Meckling，1992；等）、以“決策權利劃分—個人或部門業績評估系統—激勵機制”為支點的組織管理框架（Brickley，et al.2001），這些因素將直接影響組織內部的資源配置效率。在理論上，“計算能力”是果，“配置環境”是因，配置環境直接決定計算能力。
如前所述，“公司金融”在面對市場、組織等的“計算能力”和“配置環境”時，都帶有很強的“假設”色彩（筆者將會在后面重點分析“市場有效性”和“自組織”這兩種基本假設）。從學理角度，以“假設”為基礎是構建學科體系的“參照系”的根本出路，但過于依賴“假設”并不利于人們對市場與組織資源配置過程的理解，因為：在所有前提被假設的情況下，財務決策的結果也將“被假設”出來。
事實上，在資源配置過程中，法律、金融體系、公司治理因素等都是很難被“假設”的。從法律因素角度，不同法律體系（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對少數股東權益、債權人、法律執行情況等產生重大影響（La Porta et al.1997，1998，2000等），而這些因素將直接影響資源的市場配置效率；從金融體系看，不同國家有不同金融體系（如以英美為代表的市場基礎金融體系，即market-based system；以日德為代表的銀行基礎金融體系，即bank-based system），它們對市場資源的配置效率也存在很大差異；從公司治理角度，由于股權結構、政治體系、人文環境等不同，不同國家在解決“股東—董事會—經理層”之間、“股東—債權人”之間、“大股東—中小股東”之間等利益沖突的機制，也存在很大差異，而這些差異將對市場和組織兩個層面的資源配置效率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如果不考慮這些因素影響及其差異，人們就無法真正理解市場、組織在資源配置上的效率差異。
或者說，離開對上述因素差異的考慮，公司金融就可能淪為一種純粹的、標準化的以價值判斷為基礎的“計算工具”。
2.公司金融理論在實踐層面缺乏應用的指導能力
盡管以“假設”為前提所構建公司金融“參照系”有利于內容體系的標準化，但公司金融歷來都應當是用以指導公司管理實踐的。從實踐指導能力角度，即使強調“假設”是合理的，也仍然發現可能存在以下問題：
（1）對價值最大化理念的過于依賴。無疑，價值最大化理念是建立公司金融體系的根本，但過于強化“價值”理念，將衍生出各種不良后果：第一，行為誤導。它往往會讓公司管理層認為追求各種外化的“市場效應和市場價值增值”經營與財務策略（如“資本運營”、“價值基礎管理”value-based management）等，優于內部“實實在在”的價值創造策略，從而誘使公司價值管理“異化”為各種市場技巧或財務游戲（Michael C. Jensen曾從理論上將其歸納為“高估權益的代理成本”，2004）。第二，忽視“社會成本”與社會責任。公司價值最大化導向以公司經營所發生的各種社會成本能被合理定價并被“內部化”（而不會產生“成本溢出”）為前提，但公司屈服于價值增值及市場壓力，而不得不忽視公司的社會責任及由此而發生的社會成本，社會可持續增長理念難以成為公司“管理自覺”。第三，對債權人保護不利。價值最大化本質上是“股東價值最大化”，它以債權人權益保護為前提，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性及“資產替代效應”，事實上，股東財富并不總是“剩余財富”——股東財富最大化也并不總是在滿足債權人利益保護基礎之上的價值最大化。
（2）對價值原理的誤用。即使從資源配置效率及市場反應角度，市場對公司價值增值目標的追求也并不完全基于“凈現值最大化”規則。比如，當資本成本都為10%的兩家企業，如果A企業項目實際收益率為30%，而B企業的項目實際收益率為20%，并不能得出“A公司項目投資策略必然優于B公司”這一結論。究其原因在于市場預期：如果市場對A公司項目投資預期收益率是40%而對B公司的預期收益率是15%，則：第一，從組織角度，兩家企業的項目凈現值都為正，從而都可行；第二，從市場及價值增值角度，市場對A公司項目決策的價值反應可能會是負面的（其實際收益率低于預期收益率，即30%小于40%），反之對B公司項目決策的價值反應則有可能是正面的（其實際收益率高于預期收益率，即20%大于15%）。在這里，資本成本（10%）只是作為項目投資預期收益的門檻（hurdle），它并不能完全用于項目價值衡量（尤其是市場價值）。
（3）對公司實際財務政策與運作的忽視。要使公司金融能被真正用于指導管理實踐，則必須從組織自身（而不是市場）來分析討論其財務政策，而這恰恰是當前公司金融理論所忽略的。美國企業調查表明（Graham J Harvey， 2001等），公司在進行“債務融資”時，更多的是考慮保持公司財務的靈活性（financial flexibility），注重信用評級機構對公司信用等級的評估意見（迫于債權人的權益保護壓力），而在進行“股票融資”時更多的是考慮增發股票數量對EPS的稀釋程度、股票發行當時的股價增值狀況的影響。上述表明，資本結構決策更強調“務實”而不是理論（如，資產替代效應、信息不對稱性理論、交易成本理論、自由現金流量理論等，在資本結構決策中并不適用）。同樣，股利政策制定也主要考慮公司財務的靈活性（如強調“股票回購”），而與主流股利理論（如信號理論、代理成本理論等）不相關（Alon Brav et.al, 2004）。歐洲企業調查也存在類似情形，但因其公司治理、金融市場體系、法律保護等與美國相距甚異而呈現不同的決策結果（Francois Degeorge Ernst Maug，2006）。上述表明，公司財務決策主要立足于組織自身（如保持財務靈活性、遵循公司財務戰略等），并不完全立足于市場，也與以市場為立足點所構建的公司金融理論不完全吻合。
（4）忽視價值創造的“過程”——管理屬性。西方公司金融理論體系因其“金融”定位與屬性，從而很少涉及公司真正意義上的財務性“管理”。公司財務決策（如項目投資、并購決策等）只強調價值最大化理念及決策技術，很少涉及財務的“管理過程”，如公司治理與財務管理、公司戰略與長期財務規劃、項目投資決策與項目財務管理、融資決策與證券優化設計、資金集中管理與日常財務控制、財務風險管理等等。上述內容都是公司財務“管理”的內在要義，而現行公司金融體系與公司實際上的財務“管理”之間的矛盾，也體現在CFO的素質要求上。⑤
（三）對“問題”的可能解釋：“市場⑥有效性”與“自組織管理系統”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對西方國家特別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財務管理教材體系的“分析與評論”并不是想否定該體系，而且也沒有理由這樣做：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并沒有對這一體系所賴以存在的邏輯前提進行過深入、有益的討論。事實上，西方這套理論體系的存在和發展與其依據的邏輯前提是分不開的，而我們眼中的“所謂問題”很可能是因為：第一，目前尚未辨識西方體系中那些已存在的“邏輯前提”；第二，即使已認知那些“邏輯前提”，但因怪罪中國資本市場尚不具備其“邏輯前提”油然而生出無奈式的“逆反”——一種“稻草人”（straw man）式的假批判，因此，所謂的“問題”其實是自己造成的——“照搬”了本不該照搬的東西。后一種原因可能更有依據。
那么，西方體系的邏輯前提到底是什么？筆者認為它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是市場有效性；二是管理的自組織性。具體而言：1.公司治理作為財務管理的外在變量⑦，被假定是給定的。2.市場（包括資本在內的各種要素市場）及其作用機制是充分有效的（如價格發現機制與價格信號的市場調節功能、控制權轉移市場與并購機制、人力資本市場、資本市場與資源配置機制等）。3.公司管理，無論是在公司層面還是經營層面，其發展戰略與目標、組織與責任體制、經營控制、財務管理等等都是整合化、一體化的，⑧它們成為組織內財務管理所賴以存在的既定事實，根據會計思想家Hopwood的說法，會計和財務管理是內置于組織、社會系統之中，它們不僅具有描述性（descriptive）功能而且更具組織構建性（constructive）功能，會計內嵌于組織、社會之中，并保持其與組織、社會間的共生與互動（Hopwood等，1994）。由此可見，西方財務管理內容體系沒有強調組織內部的財務職能（尤其是財務控制職能），并不是一種無意的“輕視或忽略”，而是視其為一種前提假定——任何組織中都應當而且必須存在的“自組織系統”。 4.“市場—組織”間的有效互動。也就是說，從“市場有效”到管理主體的“自組織系統”之間存在著一條有形或無形的傳遞機制或傳遞鏈。以資本市場的信號作用為例，以價值增值為導向、以股票價格為信號的財務資源配置體系，對公司內部財務管理起著重要的制約、牽引作用，而這一作用的發揮來自于其“市場—組織”之間存在的“價值最大化”壓力下的交互傳遞機制，并且這一傳遞機制的傳遞環節是有序、有效的。具體為：第一，公司因對外融資而通過財務報告及業績預測等信息披露取信并取悅于市場（充分的信息披露機制）；第二，這種取信與取悅式的業績披露機制要求管理者一方面必須盡責努力（即accountability），另一方面受限于外部治理約束（經理人市場機制、信譽機制、各種激勵機制、市場監管機制，尤其是美國SOX法案等），從而不得不強化內部管理；第三，股東承擔投資風險（風險自擔、組合投資與風險分散機制）并對公司形成權力制衡與治理制約（公司內部治理）；第四，市場上證券分析師們根據其分析判斷，定期或不定期地向市場發布公司預警或業績預測，從而驅動公司內部業績管理（中介作用機制）；第五，資本市場的信號作用及業績壓力，傳遞到公司內部進而要求管理者在組織內部進行有效資源配置與經營控制管理，促進公司可持續增長與價值增值。在這里，公司內部財務管理體系（包括規劃、決策、控制、評價等一系列職能）融入組織控制的各個層面，其內部財務管理運作成為一個無須打開的“黑箱”，或者說它是一個有效“自組織系統”或有序運作的“黑箱”。
可見，當我們在沒有完全清醒認識到西方財務管理體系所賴以存在前提假設的情況下，直接、盲目地嫁接引入其理論和方法體系⑨，事后發現它們并不適用于“中國國情”，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筆者目前并不具備吸收消化該體系的“邏輯前提”條件：中國要素市場并不有效、中國企業的管理自組織系統也沒有完全建立起來。一味照搬西方管理理論與方法體系，最可能的后果并不是“營養過剩”，而是“營養不良”。
二、中國企業財務管理內容體系面臨的困惑：一種自我批判
目前面臨的困惑主要來自于：
（一）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的認知迷茫：從一個極端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
不可否認，西方財務理論與實踐是吸收營養的重要源泉。近年來，在面對西方理論時大多采用極端化的全盤接受態度⑩。面對金融危機這一大背景，理論與實務界在反思我國財務管理“西化教育”時，在“思想上”（而可能不是“行動上”）對深以為然的西方體系產生了各種懷疑。其焦點問題是：以信托思想為學理基礎、以資本市場為坐標、以價值判斷為根本的財務管理內容體系在中國真的有用嗎？質疑理由主要歸納為：1.美國公司治理危機（以安然事件為代表）及全球金融危機已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以資本市場為核心、以價值為基礎”的財務管理內容體系并不盡如人意，無視公司內部組織及其具體管理職能的外化“價值管理”很可能變為“無本之木”；2.西方要素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并不如理論上所說的那樣有效，“價格發現”與市場機制并不能完全成為一種有效的引導市場資源配置的機制或裝置；3.市場信號（尤其是股票價格信號）并不能有效地傳遞到公司內部，從而給公司內部的“自組織系統”提供有效引導，并形成強有力的機制和壓力；4.公司內部的“自組織系統”并不如理論上描述的那樣完美化、功能化，因為：到目前為止，“股東—管理者”間的目標一致（goal congruence）問題并沒有從治理層面得到根本解決（如管理層激勵、約束與內部控制體系）；即使解決了目標一致問題，也無法保證股東的價值增值目標就能精確地轉化公司內部各層級的管理目標，并將目標進行內部分解和“格式化”；即使能夠保證內部組織財務責任的目標格式化，也不能保證內部組織及職能（如財務管理機構與職能）就有可能猶如“鐘表”般精細而有效地運行，以實現其各自的格式化目標（它仍然需要解決組織內部的個體與群體、上與下、左與右等的目標一致問題）；公司內部財務管理在傳遞市場信號上存在很多噪音，外部市場壓力無法直接、有效地轉換為組織內部的財務管理壓力。一句話，管理的自組織系統并不有效。
應該說上述質疑及其理由都是根本性的。從正面來看這種質疑非常重要，它說明：一方面對西方財務管理內容體系所存在的各種問題有了一定的判別與自省能力；另一方面也說明正在為尋找自身的出路而“百思”并努力得其“所解”。
如果只是質疑，倒也反映出理論界的認真與大度；筆者所擔心的是另一種極端的出現，即由質疑進而對西方學理完全否定。從心理學角度，極端式的“否定”可能反映兩種心態：一是因“西方理論”在金融危機中被證實為“有問題”，從而無法被完全照搬而產生一種“極度不滿和失望”情緒；二是因自身能力不足而表現出的“極度不自信”：終于為從對西方理論的迷戀轉而困惑、甚至于“反感”等找到了一種可以寬慰自我的托辭了{11}。
（二）面對全球化、“趨同化”背景下的中國現實，我們并未找到可行的解決方案
面臨困惑的第二個方面可能與我們沒有真正找到“中國式財務管理”這一解決方案有關。經過多年消化與吸收，西方經濟與管理理論流派在中國大行其道。以會計改革為例，完全有理由說中國會計改革成就是有目共睹且成效顯著的，會計改革在全球化的今天已逐步融入國際大潮并呈理性、持續“趨同”之勢。令人遺憾的是，就中國的財務管理理論建設與財務管理教育來看，“國際趨同”早已超越了“理性選擇”，而變為全盤接受。
面對中國資本市場現實、面對中國企業生成背景和制度屬性、面對組織的管理能力、面對中國企業傳統的成功管理經驗、面對中國企業的法律環境和文化傳統等等，筆者發現“西化”的財務理論與活生生的中國財務實踐有些格格不入：理論與現實差距越來越大、課堂內與課堂外距離感越拉越遠，學者們游走于“白天企業里策略咨詢”和“晚上象牙塔內精心寫作”互不相通的兩極之間：學者們成了沒有靈魂、沒有歸窠的“無根游民”。到目前為止，既沒有成功地從西方財務管理理論中嫁接出中國化的財務管理體系，也沒有從中國過往的經驗中總結并承繼出適用于本土特色的財務管理思想。與學者們相反，中國企業（實務界）在“努力—失敗—再努力”的試錯過程中，不斷地總結出適于公司戰略、宜于經營環境和財務土壤，并具組織特色的財務管理與控制體系。這常常讓學者們有著難以言狀的挫敗感。
三、面對困惑或壓力，理論工作者需要一種什么樣的態度來釋懷？
筆者認為當下之急應當著重思考以下兩大根本問題：
（一）“職業實用”與“價值永恒”：理念沖突及協調
任何一門應用經濟或管理類學科都應本著“經民濟世”態度來構建。實用性是構建課程體系、進行學科建設的出發點，尤其是本科教育。實用性要求：1.正視現實與所處環境；2.認知管理實踐中所出現的重點與難點問題；3.試圖用科學化的語言體系將問題邏輯化，并著力解決這些問題；4.動態地預測可能會產生的新問題，并提出未來的解決思路。但與實用性導向可能對立的是，學者們可能更青睞于追求學理的普適性與價值永恒。學者的這種心態及“自我實現式”的真理渴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這就類同于韋伯（Weber，2005）將商業資本化的動力歸之于資本主義的新教倫理一樣。商業只有被新教倫理圣化為某種“天職”，才能擺脫謀生的職業屬性與道德缺陷，而建立起一種目的自為的超越性的價值本體。可見，追求價值永恒是學者們的行為本能，中外概莫能外。比如，在衣食無憂的發達國家，學術研究可能被當作一種事業而不只是職業（即所謂的“貴族沒有職業，只有事業”），學者從事的是一項脫俗的“事業”，它以追求學術的價值永恒為目標。但學術研究的起點和基點又是什么？筆者認為：它應當而且必須是現實中的問題，“問題提出”比任何研究都重要，而針對“問題”試圖加以解釋（explanatory）或解決（problems-solving），是進行學術研究的根本動機（motivations）。
“問題”從何而來？它來自于實踐及深度的理論思考。一旦與實踐相結合，學者們的研究就應當承載起一種被賦予“解釋”與“解決”問題等學術價值的研究使命與研究內涵（否則就是一種謀生式研究）。學術研究上的純粹性不可能排斥人們對現實問題的關注與思考，反過來，正是對現實問題的思考與解決，會讓學術研究變得更為純粹——它不但對學理本身有價值（追求價值永恒），而且對現實更為有用。因此，真正價值永恒的研究是以解決現實問題為使命的。“職業實用性”與“價值永恒性”兩者并不矛盾。
反過來，過于強調一方而忽視另一方都有可能阻礙學術發展。過于強調“職業實用性”，就不可能建立起一個所謂的學科體系（因為它不具備知識的積累性，從而不利于學科體系的形成）；同樣，過于強調學術“價值永恒性”則只能使學術研究變得蒼白無力。事實上，企業管理者常常會對財務理論界發出這樣的疑問：財務理論到底是干什么的？它有那么復雜嗎？它是數學嗎？這樣的疑問值得我們捫心自問。“現實是什么？中國企業需要什么？中國企業財務管理普遍存在的問題是什么？如何從學理和邏輯上去探討解決之道？”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當下之需（職業實用之需），也是理論之需（價值永恒之需）。
（二）保守與前衛：學科內核及其擴展
任何一門課程都應強調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這在概念范疇上被稱之為學科“內核”。正是由于這一內核的存在，才有了“傳統”的概念，才有了繼承，“現代性”只不過是對其內核及其邊緣問題的擴展。在哲學意義上，傳統或者是保守，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它敞開了現代的可能——那些徹底失去其存在合理性的傳統不再稱其為傳統。在這一意義上，傳統與保守是同義的，保守之義在于守住內核——它絕不等于抱殘守缺式的“守舊”，保守是現代性的前提。同樣，前衛或者現代性也只是一個時間概念，“現代性”并不完全意味著科學和進步。
如此看來，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財務管理學科時，既需要保守也需要開放，所需要的保守是對財務管理學科內核的全面闡釋和解讀，它需要體系化和規范化，而對于新問題的解決則要抱著開放的態度。但無論如何，學科建設不應以追求前衛為根本目標。
四、關于構建中國財務管理體系的個人建議
在構建財務管理內容體系時，需要考慮的問題又是什么？筆者認為它至少應當包括：
（一）正確認識“市場—企業”間的互動關系，著力于組織戰略與自組織系統內的財務運作與管控體系建設，解決財務管理中的“自組織”機能建立與完善等問題
以“自組織系統”為核心的財務管理體系建設，應當是一個未來可行的方向，它一方面正視了中國企業現實及其對財務管理“實用理論”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尊重和承繼了我國企業已有的管理傳統，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代表了西方財務管理體系未來改進的一個方向。這一方向的轉變將意味著應當將企業組織回歸為“實體經濟”下的“經濟實體”來管理，重視財務管理功能與自組織系統建設，而將市場當成一個外部環境，市場信號、市場壓力及其傳遞等將作為內部財務管理的重要參數。從財務管理運作過程看，企業不可能也沒必要完全生活在“證券分析師盈利預測”的陰影之中，過于被動、受市場驅使的財務管理可能使其本色“失真”：失去財務管理應有的管理屬性與管理要義，而淪為“迎合”資本市場，進行“數據管理”、財務作假等的工具和幫兇。
（二）構建中國式財務管理概念框架：一個“共同語言”體系
會計學科之所以相對完善，得益于有一套合理且被公認的概念框架體系（有如中國會計準則或美國FASB等的概念框架）。正因為如此，才看不出國內、國外在會計學科體系與內容上有什么重大差異。而財務管理體系之所以千差萬別、體系紛呈，也是由于我國還沒有一套公認的、合理的概念框架體系。不可否認，囿于財務學科建立時間短（相比于有500年歷史的會計學科發展體系），也囿于財務管理是一種過程活動而非一種事后記錄，建立財務管理概念框架體系相比會計概念體系要難得多。
（三）重新審視中國企業管理的制度背景與發展環境，建立適用于中國企業成長的財務管理模式
任何一項管理活動都離不開管理環境與制度背景，財務管理也不例外。中國企業所面臨的財務管理環境，除了資本市場、法律與稅務等所體現的“硬環境”外，還包括“人文環境”這一重要因素。
在理論上，文化常常被定義為“一個人群的成員與另一個人群的成員相區分的共同思維方式”（Geert Hofstede，1956）。文化對管理的影響絕不亞于“數字”，強調“數字管理”并不排斥文化對管理的滲透。人文環境包括文化環境與倫理道德等多維層面，它以非正式規則的方式滲透到組織的方方面面，“亞洲人視個人或企業之間的信任關系是正常且有益的，但美國人卻視為勾結”（Mike W. Peng，2006）。根據Hofstede的分類，不同國別之間文化區分大體有五個維度，即權力距（power distance）、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男性特征（masculinity femininity）、不確定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長期導向（long-term orientation）。如權力距較大的國家（如中國），管理者多采用集權化管理，且在設立子公司時也大體采用控股；同樣，不確定規避較低的國家（如英國），管理者更多的依賴于經驗與培訓，而在不確定性規避較高的國家，更多的是依賴于管理規則與流程等等。筆者提出人文環境對管理的意義就在于，應當從中國文化背景出發，找出可能影響財務管理運作與管理控制系統的內部“基因”，并通過對人文環境的認識，來理解或了解管理者的管理意圖和管理政策制度依據，從而提升公司的財務運作效率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