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熟的資本市場中，公司債券與銀行貸款一同構成上市公司債權融資的主要來源。公司債券市場作為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美國等直接融資占據主要地位的發達國家甚至超過了股票市場的規模。然而，目前我國的債券市場，不管在一級市場還是在二級市場上政府債券都占據了主導地位，真正意義上的公司債券規模十分有限。這是政府行為主導下的強制性變遷的結果，反映了政府在資本市場制度安排中的偏好，以及政府追求極大化效用函數目標的要求。因此，對于我國上市公司而言，很少通過發行公司債券融資，一般情況下都是向商業銀行進行信用貸款。 由于我國商業銀行的改革進程緩慢，利率市場化迄今還未正式推出，政府主要采取利率控制和信貸配給手段對信貸市場進行干預。不同所有制企業享有不同的貸款利率和貸款規模，信貸市場存在價格和數量歧視，造成信貸市場雙軌制，導致我國信貸市場蘊含著巨額租金。
上市公司作為一種特殊的企業實體，除了存在一般企業在信貸市場可能出現的尋租行為以外，還特別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上市公司違規擔保 違規擔保在上市公司信貸尋租中是較為常見的一種表現形式。根據劉妹威的統計，自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10日的近兩年半期間，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公開譴責的上市公司案例共97件，被譴責的違規行為合計131次，其中，未披露重大擔保事項的有34次，占違規行為總次數的26，這比第二位的未披露大股東占用資金違規行為高出了5個百分點。上市公司的違規擔保不僅給投資者和債權人造成重大損失，而且還將部分上市公司推到破產倒閉或退市的邊緣。
有鑒于此，為規范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行為和銀行業金融機構審批由上市公司提供擔保的貸款行為，有效防范上市公司對外擔保風險和金融機構信貸風險，2005年11月14日，中國證監會與中國銀監會聯合發布《關于規范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通知》，這是近幾年來發布的若干個涉及上市公司對外擔保問題的文件中的最新者。此后，我國上市公司的違規擔保行為有所好轉，但是仍有上市公司違規擔保現象出現。
筆者根據參與主體的特點，將上市公司違規擔保主要劃分為以下兩種:企企違規相互擔保與銀企合謀違規擔保。
第一、企企違規相互擔保。這種違規擔保又可細分為:上市公司之間相互擔保、上市公司為其眾多子公司連續擔保、上市子公司為母公司擔保、隱瞞相關擔保信息以及形成連環“擔保圈”。從表面上看，企業之間的相互擔保能夠確保銀行的貸出款項，但是由于擔保的企業之間相互擔保往往采取的是“保證擔保”(保證不同于抵押、質押、留置等物的擔保形式，它是以保證人的信譽和不特定的財產為他人的債務提供擔保)，如果擔保企業出現了問題，其影響將牽連所擔保的企業。尤其是在擔保數額龐大的“擔保圈”現象中后果更為嚴重，不但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而且會積累金融危機。以“福建圈”為例，該擔保圈以“ST海洋一ST九州一ST中福”為中軸，涉及到10多家上市公司及100多家關聯公司，上市公司總資產合計達200多億元。
Zo而“福建擔保圈”中問題最大的上市公司—ST九州于2002年4月11日公布虧損4. 68億元，并于同年9月13日成為“新退市制度((3年虧損直接停止交易，不再實行PT處理)”下的第一只退市股，而ST海洋(000658)共涉及擔保合計人民幣2.26億元及美元581.9萬元，并在2002年10月14日發布了股票終止上市的公告。h 第二、銀企合謀違規擔保。隨著各省市商業銀行的出現，上市公司與銀行之間的關系便變得更加復雜。同一家上市公司可能對銀行與其他企業進行直接或者間接持股，客觀上為該上市公司與銀行進行合謀獲得貸款創造了條件。例如，北京住總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北京住總”)1998年出面對“中關村”進行了換股重組，牽線人就是“珠海國利”，而廣發銀行的第一大股東“聯大集團”與“珠海國利”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2001年6月28日到2002年6月20日的近一年的時間里，“中關村”共為“中關村通信”獲得“廣東新長城”CDMA項目的專項貸款33.9億元進行了擔保。然而，早在2001年2月14日，“聯通新時空”就己經負責建設“中國聯通”的CDMA網絡，這意味著“中關村”已經不可能自己去運營“廣東新長城”CDMA項目，而在項目落空的情況下，該筆資金的用途很明顯己經被挪作他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