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會計準則是約束政府會計行為、指導政府財務報告的規范，制定和完善政府會計準則體系是政府會計改革的首要內容。從世界范圍來看，建立一套完整的政府會計準則體系，及時、準確、完整地反映政府的各項資產、負債、收入、費用（或支出）和現金流量等信息，已成為各國加強政府公共管理、提高財政透明度的通行慣例和重要手段。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財政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以及社會對政府透明度要求的提高，改革現行預算會計制度，制定政府會計準則體系已是大勢所趨。我國政府有關部門和學術界對此也已形成共識。但對如何構建和完善準則體系可謂見仁見智。
一、準則體系框架統領：概念框架還是基本準則
在政府會計準則框架體系的構建上，目前主要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即統領會計準則的應該是概念框架還是基本準則。一種觀點主張建立概念框架統領會計準則。即政府會計準則概念框架作為制定和應用政府會計準則的理論基礎，以概念框架為統率的多層次政府會計準則的構建并據此指導政府會計實務（裴榮、郝東洋，2004；么冬梅，2008；李建發等，2009），對于增強準則的可理解性和全面實現政府會計目標具有重要意義，且有助于政府會計準則發展和演化的連續性（鄢洪平，2007；陳懷玉，2008；陳凌建，2009）。另一種觀點則建議以基本準則統領的政府會計規范體系。北京市預算會計研究會（2006）和王彥、趙西卜、王建英（2008）、趙麗娟（2009）、李曉慧（2010）等均建議首先要構建政府會計基本準則，以統領各個會計規范并為具體會計制度的建立奠定原則基礎、提供理論指導，增強政府會計規范體系的可理解性和各種具體制度之間的相互協調，提高政府會計規范體系的效率，更好地服務于政府會計目標的實現。
政府會計準則的建立應以概念框架為指導還是以基本準則為指導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概念框架和基本準則都對會計目標、會計假設、會計信息質量特征、會計要素等進行定義及說明，二者在具體內容上基本沒有差別。但是從形式上來看，概念框架屬于理論研究范疇，不具有強制性，基本準則屬于法規范疇，更易得到嚴格執行。從國外政府會計準則體系的構建經驗來看，建立以概念框架為統領的政府會計準則，有助于政府會計目標的實現，可以為整個準則體系明確方向，并增強準則的可理解性。但就我國會計規范體系的構建情況而言，借鑒企業會計準則的體系構成和制定經驗，制定政府會計基本準則，進而以其統領我國的政府會計具體準則更為可行。
二、目標導向：財政預算管理目標還是財務狀況報告目標
明確政府會計目標是我國構建政府會計準則體系的基點。我國現行行政事業單位會計制度或準則對政府會計目標并沒有明確規定，只是在有關制度規范中對預算會計信息質量提出了要求。如《財政總預算會計制度》（1998）規定，總預算會計信息應當符合預算法的要求，適應國家宏觀經濟管理和上級財政部門及本級政府對財政管理的需要。《行政單位會計制度》（1998）指出，會計信息應當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要求，適應預算管理和有關方面了解行政單位財務狀況及收支結果的需要，有利于單位加強內部財務管理。《事業單位會計準則（試行）》（1998）規定，會計信息應當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要求，適應預算管理和有關方面了解事業單位財務狀況及收支情況的需要，并有利于事業單位加強內部經營管理。
上述制度規范均將以滿足宏觀經濟管理的需要作為提供會計信息的共同目標，并強調了會計信息對加強內部管理的作用，但是卻沒有要求反映政府的公共受托責任，忽視了我國社會公眾等資源提供者利用會計信息對政府進行有效監督和評價的需要。近年來，隨著我國公共財政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及政府會計改革的需要，國內理論界的學者對政府會計目標定位問題已進行了熱烈的探討。一種觀點主張將我國政府會計目標界定為以反映預算收支的合規性和財政管理的要求為主，不斷提高政府會計信息的準確度和透明度，這也是向外部使用者提供全面、完整、真實、可靠的政府財務信息的基礎（白亞龍，2008；古軍，2008；黃紹軍，2008；李瑞蘭，2009）。第二種觀點認為政府會計的基本目標就是為信息使用者評價政府受托責任的履行提供信息，以向諸如公民、立法機關、監察機關、投資者及信貸者等利益相關者提供有助于他們評價政府受托責任的信息，從而解脫政府受托責任，同時增加政府財政的透明度（陳小悅，2005；時津，2006；張慧、高春，2006；王張潔，2007；袁亞麗，2007）。第三種觀點主張我國未來政府會計準則應兼顧財政預算管理目標和財務狀況報告目標（陳立齊、李建發，2003；金希萍，2007）。陳穗紅（2007、2009）進一步指出，政府財務報告目標分為基本目標和具體目標，其中的基本目標以受托責任為主、兼顧決策有用，具體目標則包括反映財政收支活動的合規性、評價政府財務狀況和運營績效、反映政府可持續履責能力等。
本質而言，會計是一種管理活動，其職能一是反映（觀念總結），二是監督（控制）。上述第一種觀點僅體現了政府會計的反映職能，第二種觀點則側重監督職能。事實上，政府是受社會公眾之托從事各項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而社會公眾要為政府履行職責提供必要的資金，社會公眾與政府之間形成一種委托與受托的關系，因此各級人大立法機構、政府監督機構、政府職能管理部門、社會公眾、納稅人、政府債權人以及其他利益相關方，都是政府會計的信息使用者。因此政府會計既應披露初始預算編制、預算調整以及預算執行等編制與執行各環節的信息，并確保各環節預算信息披露的完整性與及時性，更應反映公共資金使用效率、政府資產管理水平（包括存量信息、流量信息與耗費信息）、政府承擔債務規模與結構以及償還能力等政府履行受托責任情況的信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公共財政體制的逐步建立，政府和市場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分工進一步明確，政府職能逐漸由全能型、管制型向服務型、管理型轉換，政府會計準則的目標導向就不應再局限于反映預算執行情況，而應兼顧預算管理控制和公共管理的雙重目標，這樣既能適應國家宏觀經濟管理和預算管理控制的要求，又符合社會公眾監督政府履行受托責任的效率和效果的需要。
三、適用范圍：應涵蓋哪些部門、機構或單位
政府會計準則的適用范圍，就是要解決哪些部門、機構或單位適用會計準則，也就是政府會計所涵蓋的部門和機構。由于我國尚未建立起真正的政府會計體系，因此，現行的預算會計規范對適用范圍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例如，《財政總預算會計制度》適用于中央，省、自治區、直轄市、設區的市、自治州、縣、自治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鄉、自治鄉、鎮等各級財政部門的總預算會計。《行政單位會計制度》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各級行政機關和實行行政財務管理的其他機關、政黨組織。《事業單位會計制度》適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國有事業單位，適用特殊行業會計制度的事業單位和已經納入企業會計核算體系的事業單位除外。《事業單位會計準則（試行）》則適用于各級各類國有事業單位，事業單位的附屬企業除外。
政府會計主體界定問題是政府會計改革研究中的一個難點，關系到政府會計模式的選擇。關于如何改革、如何界定政府會計的適用范圍，各方面爭論較大，焦點主要集中在國有事業單位的核算歸屬問題上。國內理論界和實務界對國有事業單位是否納入、如何納入政府會計準則的適用范圍主要持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國有事業單位是政府主管部門的所屬單位，其經濟業務活動具有明顯的非市場化特征，國有事業單位幾十年來一直列入預算會計之中，執行上沒有什么問題，因此應將事業單位全部納入政府會計準則的核算范圍（北京市預算會計研究會，2006；張琦、程曉佳，2008）。另一種觀點主張結合事業單位改革的進程，將部分單位納入政府會計系列，部分單位適用企業會計或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么冬梅，2008；金希萍，2008）。
我國事業單位種類繁多、性質復雜，確定哪些以及如何確定事業單位屬于政府會計范疇是當前面臨的一大難點。直接將事業單位納入政府會計或非營利組織會計均欠妥。一方面，目前我國除需要由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外，部分事業單位已經實施企業化管理，部分事業單位將進一步走向市場，如果繼續納入政府會計序列顯然不符合事業單位改革的初衷和政府會計核算的目標。另一方面，我國事業單位不同于西方國家的非營利組織。從我國事業單位所履行的職能來看，部分事業單位的職能是政府職能的延伸，還有一些重要的宏觀調控與行業管理部門也被“納入”事業單位序列，如具有行政管理職能的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計生委等。此外，我國事業單位最集中的四大行業——教科文衛所提供的基礎教育、健康保障、社會文化、衛生防疫等服務都屬于公共品的范疇，如果將這些單位統統納入非營利組織會計，顯然難以反映政府公共受托責任的履行和資源耗費等情況，在會計國際化協調上也容易造成混淆。因此，我國應根據事業單位改革的情況，將行使政府職能的事業單位納入政府會計序列，執行政府會計準則，其他事業單位則應根據實際情況分別適用非營利組織會計和企業會計。
四、核算基礎：如何引入權責發生制
從國際經驗來看，西方國家的政府會計大部分都建立在權責發生制或者修正的權責發生制基礎之上，以便真實可靠地反映政府的財政狀況和運行成果，幫助信息使用者正確評價其公共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隨著我國政府職能轉變及公共財政體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國內學術界和政府主管部門對于在政府會計中引入權責發生制基礎已形成共識，但是在多大范圍和程度上引入權責發生制基礎則各持己見。第一種觀點主張由實行修正的收付實現制逐漸向權責發生制過渡（張潔，2007；陳懷玉，2008；張琦、程曉佳，2008；潘迎喜，2008）。王濤、于李勝、韓永華（2003）、池昭梅（2009）等也主張以收付實現制為主，輔之以修正的權責發生制，即在繼續采用收付實現制的基礎上，對某些特定業務事項則采用權責發生制核算。第二種觀點主張實行修正的權責發生制，以完全的權責發生制作為長遠目標（陳穗紅，2005、2009、2010；張國興，2008；林翰文，2010），以更準確地反映政府的資產負債狀況。裴榮、郝東洋（2004）、鄢洪平（2007）、趙合云（2009）也建議我國政府會計的核算目前宜選擇修正的權責發生制，但應當以完全的權責發生制作為一個長期的目標。第三種觀點主張分階段、循序漸進、穩步引入權責發生制（陳立齊等，2003；趙相勇，2006；金希萍，2008；路軍偉，2010；劉靜、陳志斌，2010）。曾尚梅（2007）、么冬梅（2008）還建議先選定一些部門進行試點，再逐步推廣到所有行政單位，然后在財政總預算會計中實行，這樣既能保證政府會計核算的正常秩序和改革的順利進行，又能進一步提高財務信息的決策有用性。林東杰（2009）則建議當前可優先考慮對國債還本付息費用、確已壞賬的擔保貸款和借出債權以及有政府政策承諾的、可計量的負收入（補貼）按權責發生制原則分期確認；至于固定資產、養老金負債、或有負債等留待以后條件成熟后逐步予以考慮。
會計基礎決定何時確認交易和會計事項。不同的會計基礎均可應用于政府財務報告體系，從而形成不同的報告基礎；不同的報告基礎適用于不同的會計目標，從而滿足不同的報告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收付實現制是以現金的收到或付出的時間，作為確認和記錄交易的標準，而權責發生制是以交易或事項是否發生來確認交易和事項。但兩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而是相互配合、相互補充的會計基礎。國外改革的經驗表明，許多已實行政府會計權責發生制的國家，沒有一個完全拋棄收付實現制，而是根據需要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例如新西蘭在推行權責發生制時，采用一套計算機系統，同時按權責發生制和收付實現制進行記錄，并通過一定的余額調整反映所需要的信息。從世界范圍來看，在政府會計領域推行完全的權責發生制會計的國家還是少數，大多數國家在政府會計改革上都是循序漸進地推行權責發生制。實際上，上述三種觀點的最終目標取向也是一致的，只不過第一種觀點相對更為謹慎。由于我國經濟改革走的是漸進式道路，政府會計核算基礎改革又涉及政治、經濟等諸多因素，因此我國政府會計改革只能根據經濟體制和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推進的程度，循序漸進地引入權責發生制。至于何時引入、如何引入及引入的程度，則需考慮政府經濟交易與事項的實際情況及經濟改革與發展的不同階段。
五、制定范式：“準則”模式還是“準則＋制度”模式
國內會計界對建立政府會計準則體系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的看法比較一致，問題在于有了會計準則作為政府會計核算的規范，還有沒有必要保留或制定政府會計制度？對此國內理論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主張我國政府會計應借鑒美國的經驗，建立準則模式的政府會計規范，但在準則出臺之前仍應實施會計制度，即在政府會計準則制定與實施之前，政府會計規范仍應采用會計制度模式，但應根據公共財政體制框架的建立和預算管理制度改革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及時修改、補充和完善現行的相關會計制度（李定清，2002；王濤、于李勝、韓永華，2003），在將來條件成熟時再廢止舊的預算會計制度（李迪，2008）。另一種觀點則主張在建立政府會計準則體系的同時建立和完善政府會計制度體系——“準則＋制度”模式，即我國應在科學界定政府會計主體范圍的基礎上考慮實行“基本準則加制度”的會計規范模式（任靜，2008；趙麗娟，2009）。李曉慧（2010）則主張應在政府會計基本準則的框架下構建統一的政府總會計制度、政府單位會計制度、稅收征繳會計制度、國家金庫會計制度和特殊業務會計制度等多層次的政府會計制度體系，而不是制定具體會計準則。
政府會計標準體系到底是采用準則模式還是制度模式受制于各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法制理念等諸多因素，其中國際慣例、制度環境及成本效益原則必須予以重點考慮。從國際慣例來看，政府會計規范模式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準則模式，即用準則形式規范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行為，以美國、英國為代表。如美國FASAB發布的聯邦政府會計準則和GASB發布的州及地方政府會計準則，均以準則形式制定和發布。準則模式通常以原則為導向，不對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進行直接的規范，而是將重點放在規范會計決策的過程中，側重于確認與計量，其內容比較抽象、簡略，需要會計人員運用較多的專業判斷，對會計人員的素質要求比較高。另一種是制度模式，就是把需要規范的內容都置于制度內，這一模式以德國、法國為代表。制度模式以規則為導向，對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進行直接規范，側重于記錄和報告，重點規范會計的行為和結果，其內容比較直觀、具體，不需要會計人員運用太多的專業判斷，對會計人員的素質要求相對較低。考慮到我國特殊的制度環境以及會計人員整體素質仍然偏低的現實，以政府會計準則取代會計制度并不可取，采用“準則”加“制度”模式不失為過渡時期的明智之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