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1世紀初，美國樓市呈現出一片歌舞升平的繁榮景象，房貸機構因利益的驅使不計風險的發放貸款，并將其打包證券化后賣給其他金融機構。隨著美國樓市的大幅降溫以及美聯儲為抑制通貨膨脹的持續加息，次貸購房者沒有了投機的動力也失去了按揭的能力，在多米諾骨牌效應下迅速演變成美國的金融危機，并通過各類金融產品、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在全世界蔓延開來。在這樣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中，會計再一次遭到人們的質疑，尤其是公允價值會計由于被認為加劇了經濟的波動而備受責難。有部分銀行家、金融機構還有政府要員把矛頭直指美國財務會計準則，認為公允價值是此次金融危機的幫兇，甚至還有人認為公允價值是導致此次危機的罪魁禍首。《2008緊急經濟穩定法案》中要求SEC在90天內就公允價值在金融危機中的影響提交一份報告，并在必要時可以暫停公允價值的使用。理論研究和實踐表明，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是糟糕的貸款決策、不恰當的風險管理和當前監督方式的弱點，而不是公允價值會計。當然，公允價值會計肯定對這次金融危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黃世忠（2009）認為公允價值會計主要通過資本監管、風險管理和心理反應這三個機制傳導順周期效應，在經濟繁榮時使本來就過熱的經濟環境火上澆油，在經濟蕭條時使本來就惡化的經濟環境雪上加霜。蓋地（2009）卻持有不同的觀點，他認為并不是公允價值本身存在問題導致其對美國金融危機起到推波助瀾作用，而是對公允價值的估價不準確引起了金融機構等各方對形勢產生了誤判。公允價值在我國的應用才剛剛起步，本文從分析公允價值的背景和內涵出發，探討了公允價值與金融危機之間究竟有著何種聯系，并提出了對公允價值的改進建議，希望這對于公允價值的理論分析還有具體的實踐應用能夠有著一定的指導意義。
二、公允價值會計產生的背景及其內涵
（一）公允價值會計產生的背景 1953年，美國會計程序委員會正式提及公允價值的概念。20世紀80年代美國陷入嚴重的儲蓄和貸款危機，市場利率發生很大的波動，一些儲貸協會所持抵押貸款的市場價值已低于其債務的市場價值，因而它們事實上已資不抵債，但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財務報表仍顯示著良好的經營業績和健康的財務狀況， 最終2000多家金融機構因從事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財務困境，400多家金融機構破產。廣大投資者開始強烈呼吁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重新考慮歷史成本計量模式是否適合于金融機構。從那以后，美國金融界就傾向于以公允價值計量金融產品，公允價值的計量方式也得以初步確立。1990年9月，時任SEC主席理查德・布雷登在美國議會發布講話，他認為歷史成本形成于一個與現在經濟環境大相徑庭的背景下，在現在由廣大市場參與者組成的經濟環境中使用歷史成本是不恰當的，它會減少財務信息的相關性，并力薦在銀行會計中使用公允價值會計模式代替歷史成本會計模式，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制定自此正式展開，公允價值的研究得到極大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FASB發布準則32項，涉及公允價值的有23項，所占比例為71.8%；21世紀開始至2004年底，FASB發布準則15項，全部涉及公允價值。公允價值會計不是理論研究者憑空設想的一種計量模式，是經濟環境變化下的產物。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和資產的虛擬化決定了公允價值會計產生的必然性。在理想的經濟環境下，未來現金流量和市場利率都是確定的，資產和負債的價格不會發生很大的波動，采用歷史成本計量模式足以真實反映資產和負債的真實價值。但隨著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因素增加，以歷史成本為計量基礎的會計信息日益失去了相關性。因此急需一種能夠跟得上市場變化節拍的動態計量模式，而公允價值計量正是基于市場的這種計量模式。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隨著金融產品的不斷創新，像衍生金融工具這樣的虛擬資產得以盛行。因其價值衍生、幾乎沒有或者很少有無初始投資、未來交割等特征，給會計計量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衍生金融工具計量中，歷史成本的無能為力暴露無遺。公允價值計量成為與衍生金融工具唯一相關的一種計量模式。
（二）公允價值會計的內涵 各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對公允價值的定義不盡相同。2006年9月，FASB發布了《財務會計準則公告第157號――公允價值計量》，將公允價值定義為“在計量日當天，市場參與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收到的價格，或轉移負債支付的價格。”IASB認為，公允價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自愿據以進行資產交換或負債清償的金額。我國會計準則中關于公允價值的定義與IASB的規定基本相同。根據上述準則的規定，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公允價值的概念：（1）假想的交易。其他計量屬性都以由交易產生的實際數據為依據，而公允價值則是以市場價格為主要參數的估計，并不要求企業實際發生交易，而是一種假想的交易。而且這些年來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不少衍生金融工具例如期貨，是交易雙方先確定承諾，違約將受到懲罰。在這種情況下，交易需要等到規定日期或某一交割日，在計量日并沒有實際交易的發生，因此也沒有實際數據為依據，采用歷史成本來計量是不可能的，只有公允價值這樣一種選擇，它才可以很好的解決資產虛擬化時的計量問題。（2）以市場為主體：公允價值的本質是一種基于市場信息的評價，是市場而不是其它主體對資產或負債價值的認定（盧永華等，2000）。公允價值以市場為主體的特征表現為以下幾點：第一，公允價值的確定并不依賴主體是否參與到交易中來，在計量資產或負債的公允價值時，是基于一種假設的交易前提，并沒有考慮會影響到交易的報告主體，因此也無需報告主體有進入交易的意圖或能力；第二，對于一項資產或負債的價值，在市場不完美的情況下，報告主體可能擁有市場其他參與者所不知道的信息，那么報告主體和市場就會有不同的認識，但是公允價值的確定不應考慮這種私人信息。因為如果用不同主體的主觀判斷替代市場的價值，就難以保證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更何況不同的會計主體擁有不同的判斷，得到的會計信息也不具有可比性；第三，公允價值不基于報告主體使用資產的意圖。公允價值應該按照市場參與者的最高和最好用途來計量，最高和最好用途是指在綜合考慮資產在實物上的可能性、法律上的允許性以及財務上的可行性，市場參與者對資產的使用所能創造的最大價值。即使報告主體打算以某一種方式使用資產，但這項資產的公允價值依然要按照市場參與者對該項資產的最高和最好用途來確定。（3）以脫手價格為價值基礎。所謂公允價值的價值基礎，是指根據什么樣的估價規則來確定公允價值（支曉強，2010）。買入價格、脫手價格以及在用價值都是可以用來作為確定公允價值的價值基礎。買入價格指資產的采購價格，即重置成本。脫手價格指資產出售或清算時的價格。在用價值是指資產的使用會給企業帶來的價值。FAS157明確選擇了脫手價格作為公允價值的價值基礎，FASB關心的是企業現有的資產或負債，所以它認為公允價值應該站在出售者的角度去理解，脫手價格體現了市場參與者對資產未來現金流入和負債未來現金流出的現時預期。IASB中沒有直接指明是采用脫手價格、在用價格還是買入價格作為計量的價值基礎，但在在2009年的征求意見稿中，IASB也選擇了脫手價格。我國會計準則存在著不一致的基礎，即沒有在準則中確定只采用脫手價格、買入價格或在用價值中的某一種作為公允價值的價值基礎。（4）公平交易。是指參與者是獨立的主體，他們之間不存在著關聯關系。FASB中公平交易體現在“市場參與者”這一概念中，即認為市場參與者都是互相獨立的。公允價值的最大特征就是來自于公平市場的確認。因為公允價值的確定依據理性雙方自愿達成的交易價格，并不依賴真正發生的交易，而在于交易雙方在信息對稱和地位平等的情況下對市場上某項資產的價值進行估計并達成一致。但是在關聯方交易中，關聯方關系的存在可能表明雙方地位不平等，而不平等關系下的交易是很難保證公平以及公允的，因此需要特別關注發生在關聯方之間的資本交易、非貨幣性資產交易、企業并購交易以及金融工具交易的會計處理是否公允。（5）自愿。是指假想的交易完全是按照市場參與者的意愿進行的，不存在財務的壓力和外界的脅迫。FASB中自愿這個概念體現在“有序交易”中，假定有關資產或負債的市場活動是司空見慣的，在公允價值計量日前有關交易的信息就已經公布于市場上，交易不是強制性交易，即非強迫或清算銷售。這也就是說，對于自愿銷售者，他不會過于著急出手，也不準備在任何價格下都會被迫出售；對于自愿購買者，他不會過分著急也不會準備按任何價格購買。
三、金融危機背景下公允價值的反思及其改革
（ 一 ）金融危機背景下對公允價值的反思 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于金融機構的濫發次貸和管理疏漏，對于這個觀點基本上沒有什么爭議。但公允價值究竟扮演了一個怎樣的角色，不同的學者卻持有者不同的看法。其中主流的觀點認為，公允價值具有順周期效應，加劇了經濟的波動，使得這次金融危機愈演欲烈。他們之所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是基于這樣一個循環：金融資產交易價格下跌，金融機構按公允價值計量減計資產，為了滿足資本監管的要求不得不出售風險資產，導致投資者信心喪失進行恐慌性拋售，進而價格進一步下跌引發惡性循環。這個觀點從表面上看似乎很在理，但經不起仔細推敲，因為它的邏輯基礎發生了錯誤，此時的公允價值還是公允的真實的嗎？具體分析如下：首先，從公允價值本質中自愿這一屬性來分析。在金融危機席卷全球這種極端的市場情況下，金融資產價格發生異常的劇烈波動。市場買方參與者為了安全目的通常對次貸產品出價很低或干脆回避，許多持有這些資產的投資者由于資產負債結構趨于惡化也不計成本地拋售。此時的市場參與者沒有了理性的分析，有的只是恐慌的心理，他們不再是自愿的了（自愿銷售者是指不過于著急出手、不準備在任何價格下都會被迫出售的銷售者，他們不會抱著固定價格不放，而是理性地考慮市場狀況（葛家澍，2007））。整個市場處于一個扭曲的狀態，陷入困境的資產賣方處于甩賣境況和非理性狀態，此時的公允價值根本就不再滿足自愿性這樣一個基本屬性，公允價值的估價就存在問題了，就不再是公允的了，那么說公允價值具有順周期效應在邏輯基礎上也站不住腳了。另外，順周期效應的主要作用力也不在于公允價值，而在于財務報告與金融資本監管政策的關聯性（于永生，2009）。監管政策要求金融機構維持一定的資本充足率（體現在財務報告中資本與風險資產的比例）以保證償債能力，但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金融機構增加融資是非常困難的，所以不得不出售風險資產來滿足監管資本的要求，從而也引發了市場加大資產拋售力度，進而形成價格進一步下跌。其次，從公允價值計量的三個層次來分析。公允價值按照市場信息分為三個層次：同類資產或負債存在活躍市場，公允價值的確定根據活躍市場的報價來確定（第一層）；類似資產或負債存在活躍市場，公允價值的確定依據類似資產或負債的報價，并經過相應的調整（第二層）；無法獲得相同或類似資產或負債的交易價格，管理層需要根據主觀判斷以及市場假設建立估值模型來確定公允價值，主要有市場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種方法，而且采用的估值技術應該盡可能多的使用市場輸入變量，最小限度的使用屬于主體特有的參數（第三層）。2007年底，在美國金融機構的公允價值計量中，第一至第三層次公允價值的占比分別為6%、72%和22%，可見，按活躍市場上的公開報價進行公允價值計量的并非常態，絕大多數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需要參照相似資產過去的市價進行調整或采用估值模型加以確定。在穩定市場狀況下，公允價值的三層估計模式可以運行的很好，沒有什么大問題。但是在市場不活躍時，也就是公允價值的計量處于第三個層次時，基于市場的公允價值可能會誤導投資者的決策，金融危機下人們對公允價值的抨擊也正是基于這一點。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金融資產出現市場流動性消失的現象，成交量大幅萎縮，甚至出現有價無市的情形。根據公允價值計量的三個層次，這個時候應該采用估值模型，結合主觀判斷和市場情況來確定公允價值，如果還是堅持采用市場價格來作為金融資產的計價依據，就違背了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得到的公允價值也不再是公允的了。但是，在第三層次的估值模型中，市場輸入變量已經少得可憐了，因此得到的價值主要是根據管理層的主觀判斷也就是使用了很多的主體特有的參數，這樣的處理未能得到公認，在謹慎的會計師和審計師的堅持下，管理層不得不根據市場上的甩賣價作為手中金融產品的價值，從而計提了巨額的資產減值。美國國際保險集團持有的信用違約互換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在非活躍市場環境下，美國國際保險集團金融衍生品的損失計算約為9億美元。但是普華永道事務所認為其在信用違約互換報告方面的內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美國國際保險集團不得不按照非活躍市場上極少出現的市場價格確認了110億美元的減值損失。正是由于投資者處于非理性心態（即投資者是非自愿的，而是為了盡快的變現資產而不計成本的瘋狂地甩賣）和市場處于非活躍條件下（即交易頻率很低，交易金額也不斷下降，買賣價差不斷增大）依然選用市價來確定公允價值的不合理性，因為此時的公允價值不再是公允的，FASB對FAS157做了一定的修正，允許企業在市場流動性不足和價格不正常的情況下，可以不再按照公允價值原來的確定順序，繞過前兩個層次直接進入第三個層次，采用自己的估值模型來估算金融產品的價格。IASB也有類似的規定，如果無法獲得可觀察的數據，企業可以使用自己對未來現金流和折現率的估計從而來確定金融產品的公允價值。這一系列舉措在金融資產面對流動性缺失的計量難題上邁出了重大的一步。
（ 二 ）公允價值的改革方向與領域 經過此次金融危機風波，公允價值使用有“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感覺，已成為大勢所趨。但公允價值在運用上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尤其是極端市場情況下的估價問題，為了保證公允價值會計的健康發展，必須做出相應的變革，筆者試圖從以下四個層面提出相應的建議：（1）披露層面。葛家澍（2009）認為公允價值信息應由財務報表附注披露，因為在報表本身中引入公允價值會歪曲財務報表的數字。筆者不完全這樣認為，在當今市場化程度水平下，無法用公允價值衡量所有的資產和負債，在報表本身中引入公允價值確實會造成計量失去邏輯一致性，選擇在表外附注中披露時合理的。但資產負債觀是衡量企業價值的趨勢，正確反映一個企業的價值又離不開公允價值的運用，等到市場足夠成熟，在表內全面引入公允價值是既有條件支持又有理論支撐的。但不管怎樣，披露公允價值信息是必不可少的。當資產沒有活躍市場的時候，仍然使用點估計來代替資產的真實價值，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誤導了市場參與者（王守海，2009）。可以嘗試披露公允價值的離中趨勢，即使用區間分布和概率的形式對公允價值作進一步的說明，還需要加強計量誤差信息的披露。（2）會計層面。FASB和IASB從會計層面上提出應對策略主要包括:在極少數情況下（如發生系統性風險），允許將原本按公允價值計量的非衍生交易性和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重新劃分為按攤余成本計量的金融資產；以內部估值取代市場價格，對因流動性缺失導致有價無市的特定金融資產（如MBS、ABS和CDO），若管理層認為市價不能代表其真實價值，允許按內部模型（即未來現金流量折現值）進行估值和計量；改變貸款減值計提方法，由現行的“已發生損失模型”改為“預期損失模型”。（3）監管層面。監管部門應該嚴格把關，資產證券化必須遵循嚴格的條件，控制衍生金融工具翻新的力度，要力爭禁止那些純粹是投機、冒險的金融產品的交易。此外，監管部門還可以在特殊時候采用逆周期措施，如適當的降低資本充足率，以緩解財務報告和監管政策關聯性帶來的順周期效應。（4）會計從業人員層面。公允價值估計，尤其是第二層和第三層的估計，涉及到了比較多的主觀因素，因此，加強會計從業人員在這方面的知識能力培訓，對于確保公允價值估價的真實合理是很有必要的。
公允價值本質是一種基于市場信息的評價，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和資產的虛擬化決定了公允價值產生的必然性。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公允價值本身并沒錯，而是公允價值的估價不準確引起了金融機構等各方對于形勢的誤判，公允價值具有順周期效應在邏輯基礎上是站不住腳的，并且順周期效應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財務報告和金融監管政策的關聯性。隨著市場環境的發展，公允價值會計的全面應用必將是大勢所趨，但公允價值的運用也存在著一些問題，為了保證公允價值會計的健康發展，必須做出相應的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