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雙重壓力下，國際并購成為中國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和拓展市場的有效手段。近年來一批擁有先進技術和全球研發能力的海外科技型公司，因其擁有的知識產權以及研發能力，具有很高價值和強大的吸引力，成為中國企業國際并購的目標。但并購是一項高風險活動，受地緣政治、制度差異等因素影響，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活動較易受到發達國家的歧視和偏見，特別對于科技型企業其高投入、高創新、高收益等特征，使其并購行為具有更強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建立一套科學的并購風險管理系統，從而對并購風險進行識別、評價和控制，是海外科技型企業國際化經營的必然要求。一個系統的風險管理過程（CIRIA，1996；Chapman and Ward，1997；許暉，2009）主要包括：風險識別、風險評價和風險控制如（圖1）。風險識別是風險管理系統中最關鍵的步驟。風險識別的主要對象是風險，通過搜集資料、分析風險、評估風險、確定風險等程序，分析風險源、危害和影響程度等因素，將風險聚焦在感知最大的或對企業影響最深的關鍵風險上，形成風險體系；由于并購風險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可以運用模糊層次綜合評價模型對風險進行評價，確定各種風險發生的概率和趨勢，為管理決策提供決策依據；在風險識別和風險評價的基礎上，管理者掌握了并購風險發生的時間和等級，明確了不同風險的管理級別，從而有針對性地制定風險控制策略，有效規避和化解風險。
二、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風險識別和評價
（一）風險識別和風險評價指標體系的建立 風險識別是企業開展海外并購，進行風險管理采取的首要步驟，也是有效規避風險的前提和基礎（Kim，W.C.，Hwang，P.，1992）。海外并購作為國際擴張的一種方式，面臨著諸多國際經營風險。Miller（1992，1996）從經理人員感知的角度探討了企業國際化經營的風險來源，提出了國際風險一體化框架（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簡稱PEU模型）。在此基礎上，荷蘭學者 Keith D.Brouthers（1995）從實證的角度對Miller提出的一體化國際風險模型進行檢驗，并構建了分析戰略性國際風險的框架，將戰略風險劃分為兩大類，即管理控制風險和市場復雜性風險。隨后，Keith D.Brouthers又聯合Lance Eliot Brouther、Steve Werner等學者繼續對Miller 的PEU模型進行了改進，將風險分為政府政策不確定性、宏觀經濟不確定性、公司所使用的資源和服務的不確定性、產品市場和需求的不確定性、競爭不確定性以及行業技術的不確定性，稱為PEU2模型。國內學者許輝（2007）在Miller和Keith D. Brouthers等人研究的基礎上，針對中國企業國際化發展的特點，分別從宏觀環境層面、行業環境層面和企業內部層面，提出了中國企業海外經營的15種風險，是目前國內較完整的國際風險識別體系。在上述研究的基礎上，筆者按照搜集資料――分析風險――評估風險――確定風險的步驟，整理和分析了近年來發生的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的案例，結合科技型企業自身特點，分別從宏觀、行業和企業內部三個層面，構建了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風險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主要考查7類指標：政治風險、人文風險、宏觀經濟風險、市場風險、管理風險、財務風險以及技術和設施風險。
（二）評價指標風險區間的確定 對評價區間的設置須慎重，過于嚴格會使結果被夸大，人們受結果的指導去防范本來并不嚴重的風險；但過于寬松又會使評價系統不夠靈敏，很可能錯過重大的風險隱患，造成不必要的風險損失。基于以上原則，采用定量和定性結果的方法，確定評價指標風險區間。對于定量分析的風險指標，需要確定該指標的取值區間應隸屬于哪個風險等級。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基本確定定量評價指標的評價區間。在7類指標中，能夠定量分析的指標有4類，分別是政治風險、宏觀經濟風險、人文風險以及財務風險。其中，宏觀經濟風險和財務風險分別來自目標國宏觀經濟數據和并購公司年度財務報表。政治風險在Globerman & Shapiro （2003）提出的“治理基礎”理論基礎上（Governance Infra-
structure，），借鑒Kaufmann et al’s（2004）的分析和指標界定，因為它基本上涵蓋了經濟、法律以及社會關系等方面的政府政策和制度（Globerman & Shapiro，2003）。人文風險采用Kogut and Singh （1988）定義的“文化距離”（Cultural Distance）概念，并借鑒Hofstede’s （1980）的測量指標，包括權利距離、不確定規避、個人主義和男性主義四個方面，由方程（1）計算而得。
CDj =■ （1）
其中，CDj 表示第j個國家與我國的文化距離， Iij 表示第j個國家的第i個文化維度指數，Vi 表示第i個指數的方差，C代表中國。具體風險評價區間如（表2）所示。
若獲得評價指標類別的評價區間，需要根據測算出的指標值在上述各個風險評價區間確定其等級值（按風險由小到大分別為1，2，3，4，5分），按照其在本指標類別中的權重見（表1），由方程（2）計算該指標類別的評分。
R=■ni ×wi （2）
其中，ni表示經濟風險指標類別中的第i個具體指標的等級值，ni∈［1，5］；ωi表示第i個指標的權重。根據風險指標的得分，可以確定其所在的評價區間。如（表3）所示。
對于定性指標，可以結合德爾菲法，聘請專家確定每一種風險指標分別屬于5級風險水平的概率，然后匯總這些評分結果，根據具體情況加權平均來計算出不同專家評分的平均值，然后確定該指標隸屬的風險區間，并從各個指標輸出的信號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一個指標現在處于哪一種風險狀態下，也就可以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防范和減弱風險。
（三）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風險模糊層次綜合評價模型 模糊層次綜合評價模型是模糊綜合評判法和層次分析法的綜合運用。層次分析法重在解決具有多層次影響因素的復雜決策問題，模糊綜合評判法則是在不確定性和模糊環境下，利用模糊系統分析的理念，對某一事物做出綜合決策的方法。考慮到海外并購風險的多層次和不確定性，運用模糊層次方法對海外并購風險進行綜合評判更有利于管理者做出最優化的決策。按照如下步驟，運用模糊數學方法，構建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風險綜合評價模型。
（1）建立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風險因素集。因素集是以影響海外并購風險程度的各種因素為元素所組成的一個普通集合，通常可以用大寫字母U表示。本文根據風險識別內容，包含7個主因素，作為評判的指標體系：
U1=政治風險
U2=宏觀經濟風險
U3=市場風險
U4=人文風險
U5=管理風險
U6=財務風險
U7=技術和設施風險
根據這些因素的特征，將7個主因素分為2個子因素集，用字母M表示，即：M1=｛U1，U2，U3，U4｝，
稱M1為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外部風險子因素集；M2=｛U5，U6，U7｝，
稱M2為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內部風險子因素集；于是，U=｛M1，M2｝
（2）建立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風險模糊評價集。評價集是評價者對評價對象可能做出的各種評價結果所組成的集合。通常用V=｛v1，v2，…，vj｝，其中元素vj（j=1，2，…，n）代表第j種評價結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及集成風險評價目標的要求，用不同的等級、評語或數字來表示。根據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的自身特點及風險評價的要求，可以將風險程度劃分為5個等級，建立海外并購風險模糊評價集：V=｛v1，v2，v3，v4，v5｝，v1-v5對應的風險等級分別為“低”、“較低”、“中等”“、“較高”、“高”。
（3）運用層次分析法確定各風險因素的權重。影響科技企業海外并購風險的因素很多，影響程度隨著目標國政治環境、經濟結構和市場發展水平的不同存在差異，因此需要對其進行權重分析，并據此構建判斷矩陣。首先，運用層次分析法（AHP）對影響科技企業海外并購風險的各個因素進行重要度排序，然后請專家在參考每個指標得分（沒有得分的定性風險類別直接憑借參考材料和經驗判斷）的基礎上進行評分，最后通過方程（3）計算風險類別的得分，從而得到單因素評價矩陣R：Ri =■Pij ×wij （3）
其中：pij代表風險指標類別i中風險指標j的評分；wij代表風險指標類別i中風險指標j的權重。
（4）對子因素集進行一級模糊綜合評判。對子因素集Mi（i=1， 2）分別進行一級模糊綜合評判。首先，構造單因素評價矩陣R，對于M1，有：R1= r11 r12 r13 r14 r15r21 r22 r23 r24 r25r31 r32 r33 r34 r35r41 r42 r43 r44 r45
對于M2，有：R2=r51 r52 r53 r54 r55r61 r62 r63 r64 r65r71 r72 r73 r74 r75
其次，進行權重分配，運用專家評價法，分別得到子因素集中各因素的權向量：A1=（a11，a12，a13，a14），A2=（a21，a22，a23）
最后，求出從U到V的模糊變換：Bi=Ai*Ri， （i=1， 2）
B1=（a11，a12，a13，a14）∧R1= r11 r12 r13 r14 r15r21 r22 r23 r24 r25r31 r32 r33 r34 r35r41 r42 r43 r44 r45=（b11，b12，b13，b14，b15）
這里一般采用的是算子（∨，∧）。類似的，可以得到：B2=（a21，a22，a23）∧ r51 r52 r53 r54 r55r61 r62 r63 r64 r65r71 r72 r73 r74 r75 =（b21，b22，b23，b24，b25）
（5）對主因素集進行二級模糊綜合評判
以M1，M2為元素，用B1，B2構造它們的單因素評價矩陣為：R=b11 b12 b13 b14 b15b21 b22 b23 b24 b25
根據有關資料和專家評價法，得到“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的外部風險因素”、“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的內部風險因素”的權重分別為：
A=（a1，a2）
因此，二級綜合評判為：B=A*R=（a1，a2）∧b11 b12 b13 b14 b15b21 b22 b23 b24 b25 =（b1，b2，b3，b4，b5）
經歸一化處理得到：
B’=（b’1，b’2，b’3，b’4，b’5）
可以根據最大隸屬度原則確定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的總體風險等級。
三、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的風險控制
（一）政治風險 政治風險主要表現為目標國政府的政局不穩定，如受恐怖主義威脅或政變，戰爭等原因，目標國社會動蕩、恐怖襲擊和第三國干預等風險，今年初以來，北非地區的動蕩政局，給在相應國家經營的中國公司帶來了巨大損失。獲取合法性（legitimacy），克服新進入缺陷（Stinchcombe，1965），學會在不同的制度環境下生存是有效控制政治風險的關鍵。具體的做法有：（1）代言人策略。游說是西方企業最常使用的政治策略之一，但對中國企業而言，直接進入西方政府參與政策制定難度很大，因此在并購遇到政府認可、批準等困難時，可以尋找海外代言人，以獲得管制合法性。在西方政治中介組織非常發達，企業可以通過雇傭專業游說家充當代言人進行游說活動。另外，私募基金合作伙伴、中國大使館以及一些非中國機構等第三方力量，也是中國企業管理在海外的政府關系和商業關系的良好資源。（2）信息咨詢策略。與政府進行信息咨詢，也是西方企業常用的政治策略手段，中國企業可以加以借鑒。一方面，中國企業可以向目標國政府多了解與自身或行業相關的法律法規；另一方面，中國企業可以參照西方企業的做法，站在自身或行業的角度提出研究報告，或者通過提供與己相關的民意調查結果等方式，影響政府決策。（3）政治關聯策略。要想縮小制度距離，得到目標國政府長期的支持，中國企業在管理整合并購后的新企業時，應考慮實施一些與目標國政府的政策法規相關聯的經營行為。以組織公民的身份，履行好海外社會責任。在自身能力范圍內，做適合目標國政治環境的事情，做目標國政府鼓勵和推薦的事情。
（二）人文風險 由于不同國家、不同企業間的雙重文化差異以及文化融合過程中各種不確定性因素而導致企業并購后的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目標發生背離，甚至導致企業跨國并購活動失敗的可能性。防范人文風險的具體措施主要有：（1）中國政府可以開展積極的“中國并購”公關策略，當務之急就是要考慮如何更有效的傳遞自己的信息。中國政府應該更積極地回應外界的關注與質疑，通過各種渠道向世界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并購”是為了加強與海外各國公司的合作，給世界帶來的并非威脅，而是機遇。（2）企業應該妥善處理民族文化和企業文化兩方面的融合問題。在并購談判過程中，注意與目標企業管理層和工會組織的溝通，獲得他們的支持；在并購后的整合過程中，盡量做到屬地化經營用屬地化人才，在“混血”的企業里達到文化優勢互補。
（三）技術風險 技術風險主要表現在并購獲得的高新技術是否能夠滿足市場需求，能否完全被中國企業消化吸收，知識產權被侵犯等方面。規避技術風險，中國企業可以從以下方面采取措施：（1）通過技術轉移和聯合設計消化吸收高新技術。通過技術轉移、聯合設計，可以逐漸提高企業的研發能力，從而為核心技術的掌握及國際標準的制定打下堅實的基礎。（2）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保護知識產權對科技型企業來說至關重要，因此必須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才能有效規避技術風險。
四、結論
風險是客觀存在的，風險管理的目的不僅僅是規避風險，更多的情況是針對風險的特性，通過分散、轉移手段，把風險造成的損失控制在企業可承受范圍之內。本文根據科技型企業的自身特點，構建了一個包括風險識別、風險評價和風險控制三部分的并購海外科技型企業風險管理系統。企業“走出去”是大勢所趨，但絕非短期套利，適時而動不等于盲動。企業應該找準定位，培養風險意識，學會控制風險，客觀把握優勢和劣勢，積極采取行之有效的風險管理策略，減低國際并購風險，提高企業績效，增強國際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