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同志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為中國設計出了一幅“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美好畫卷。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鄧小平是創建中國經濟學的第一人，是中國經濟學的倡導者和開啟者。他首先思考了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的問題。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鄧小平就說，“這個決定，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鄧小平的這一思想和觀點，就是最早的中國經濟學的雛形。那么為什么要構建中國經濟學呢？
一、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必要性
從國際上來看，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二戰前完成了市場化的殖民擴張，二戰后進入冷戰時期，進行軍備競賽。冷戰結束以后，資本主義舊的殖民體系解體，開始了市場經濟的全球化進程。東西方國家在和平發展新的時代背景下，開始打開對外貿易的大門，開始了市場化的改革。
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在經歷了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機以后，五六十年代，在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下，出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期，羅斯福新政，市場是有效的。但是到了20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再次爆發，出現經濟滯脹。70年代末80年代初，里根上臺后，政府以供應學派為基礎制定政策，開始減弱國家干預政策，轉向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英國撒切爾夫人上臺后，也轉向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為此，西方經濟持續了20年的發展，但最后還是導致了2007年開始的這次金融危機。
反思西方經濟發展時，不難發現，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近30年的發展中，其經歷是曲折的。從效果來看，有成功也有失敗。經濟發展總是搖擺不定，對怎樣搞市場經濟并沒有找到一個明確的答案。或國家干預或自由市場，始終都沒有擺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其結果，看起來都很嚴重。可以說，就人類的認識能力來看，還沒有找到一個最好的市場經濟狀態，只能說，看哪個國家的市場經濟做到更好一些。這就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框架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從中國經濟的自身發展來看，新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始終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1956年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以后，開始了全面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由于冷戰的原因，受到西方的經濟封鎖，再加上底子薄，除了接受蘇聯的援助，別無其他選擇，因此，中國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初期，只能學習蘇聯模式，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管理體制，這種模式對奠定中國的經濟基礎起了重要作用。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認識路線和思想路線，對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階段進行了再認識，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為了解決商品經濟落后，生產力水平較低和人民生活貧困的現實矛盾，在理論上進行了創新和突破，選擇了市場化的改革戰略（李曉西，1988），找到了一條適合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道路，其核心就是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改革效果是明顯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普遍的提高。在2007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采取的應對危機的措施和政策是有效的，國家的宏觀調控力度是適當的。事實說明，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保持了9.8%的速度（張幼文、黃仁偉等，2010），即使在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仍保持在9%以上，對世界經濟作出了重要貢獻。因此，從國內自身發展來看，構架中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是必要的。那么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是什么呢？
二、構建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所謂中國經濟學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鄧小平語，1984）。因此，構建中國經濟學，既要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又要對當代西方經濟學的科學、合理的思想成果兼收并蓄。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商品的價值形式表現為，一種商品與另一種商品相交換所產生的交換價值，價值的本質是凝結在商品體背后的人與人之間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規律，它的內容是，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商品交換以價值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價值決定價格，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并趨于一致。勞動力的價值是維持勞動者需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其使用價值是勞動力的使用，即勞動。在勞動過程中，勞動者能創造出比自身勞動力價值要大的價值和剩余價值。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前提下，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作為社會財富歸全體人民所有。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指導，充分肯定勞動者的勞動成果，并將改革成果惠及全體勞動人民，確保了中國政治經濟的穩定。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在資本主義處于上升時期的19世紀40年代，批判吸收了亞當・斯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創立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的工資和分配理論，是在批判吸收了大衛・李嘉圖的資本主義工資、分配理論的基礎上產生和發展的。可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合理的科學成分的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既是一種世界觀，又是一種方法論，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又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既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產生是這樣的，那么，在改革開放中，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加以總結、提煉，形成當代中國的經濟學，在構建其理論框架時，既要反對完全照搬西方市場經濟的觀點，又要反對完全否定西方市場經濟的做法，應該建立在對當代西方經濟學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吸收其科學、合理的成分。
當代西方經濟學有很多學派，比較有影響的如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對策，在有些方面也是有成效的，其合理性也有借鑒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凱恩斯主義占據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統治地位，西方國家普遍依據凱恩斯的理論制訂政策，對經濟進行需求管理， 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凱恩斯主義者阿羅、卡恩等指出，政府干預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并非政治家們的任意設計。二次大戰后，西方國家在資源分配和利用、保持經濟穩定、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實行國家干預和調節，對經濟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因此，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理論對中國現在搞市場經濟可以說是有借鑒意義的。如在以市場為基礎配置資源的時候，必要時進行宏觀調控，國家不可能置身于市場之外。
20世紀80年代后產生的供給學派、貨幣主義學派、理性預期學派等西方經濟理論學派中，也有許多合理的、科學的地方值得我們借鑒。如，供給學派認為，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并不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當時西方各國政府，實行一系列錯誤政策造成的。供給學派認為，政府不應當刺激需求，而應當刺激供給。供給學派指出，政府的經濟政策是經濟主體經營活動的刺激因素，其中財政政策最為重要。在分析經濟政策對行為的影響時，供給學派反對凱恩斯主義只注意政策對經濟主體收入和支出的效果，而強調政策對生產活動的作用。供給學派的論點和主張，受到西方經濟學界各方關注。凱恩斯主義者薩繆爾森認為，它既沒有經濟史上的有力證據，又缺乏理論分析上的合理推斷。但中國在市場化改革的初期，政府卻借鑒了供應學派的觀點，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對物質生活的需要制定了增加有效供給的經濟刺激政策。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提出了與凱恩斯干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干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蕩遠遠低于干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于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國家干預主義，不如說他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干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干預是最大的干預。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我國實行的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就是對貨幣主義學派的合理的、科學的觀點的批判吸收。由此可見，吸收西方經濟學的合理、科學內容，也是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框架的理論基礎。
三、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實踐基礎
馬克思主義原理告訴我們，一切理論都是來源于社會實踐，并在實踐中得到檢驗和發展。中國經濟學理論的產生，來源于我國改革開放30年的偉大實踐，并在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得到檢驗和發展。
1.農村改革的實踐。從1978年開始，中國進行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首先，改革人民公社的土地制度，建立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1983年，通過撤銷人民公社，建立鄉政權，改變過去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建立村民委員會和村級生產合作組織。隨之，建立了鄉鎮財政管理制度。從體制上解決了人民公社時期“一平二調”和生產上瞎指揮的問題，消除了“共產風”產生的根源，釋放了農村勞動生產力。農業糧食連年豐收，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基本得到解決，農民的勞動價值通過商品交換得到了社會認可，80年代初曾經出現的農村個體戶、“萬元戶”現象就是最好證明。正是在農村改革實踐的基礎上，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鄉鎮企業的不斷發展為東南沿海地區的城市化進程作出了重要貢獻，創造了“蘇南模式”的中國奇跡，“1978-1986年，當中國西部地區鄉鎮企業正在起步萌生之時，這里的鄉鎮企業已創造了年平均增長34%的蘇南速度，在全國獨領風騷”，進一步推動了農村產業化的發展。與此同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客觀上要求改革農村商品流通體制。1984-1993年，中國進行了糧食與市場相結合的“雙軌制”改革，理順了農產品價格、取消統購派購任務，改革供銷合作社和國營商業體制，2001年建立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糧食流通體制。從此以后，啟動了農村稅費改革的全面試點。2006年，我國全面取消了農業稅，與農村稅費改革前相比，“全國農民共減輕負擔1265億元”，減輕農民負擔，是中央財政增加農民收入的一個重要舉措，在世界經濟史上都是罕見的成功案例。2008年以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進，農村改革給我國農民帶來了更多的實惠。總結農村改革的成功經驗，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提供了現實依據。
2.城市改革的實踐。在農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基礎上，中國將改革重點轉向了城市的企業改革。改革的內容是實行廠長、經理承包責任制，改革的目的是搞活企業，發展商品經濟，調動城市職工的生產積極性。制定的具體政策是，在城市國有企業的利潤分配中，采用了包干上交的經營原則，實行“放權讓利”和“利改稅”。1984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突破了將計劃經濟與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點，規定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鄧小平說，“這個《決定》的內容寫得很好，好就好在解釋了什么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我的印象是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很明顯，鄧小平在這里指的就是中國經濟學的初稿，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雛形。
從1984年底開始，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深化，實現了所有權與經營權適當分離，進行了企業承包制和租賃制的改革探索，調動了企業職工的生產積極性。經過了幾年的改革和全面開放實踐，許多經驗值得進一步總結，特別是經濟特區的市場化改革取得的成功經驗，證明了市場多一點還是計劃多一點，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鄧小平關于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調節手段的思想，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奠定了理論基礎。在此基礎上，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要求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經濟改革的步伐。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1994年《公司法》頒布實施開始，進入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新階段，開始了股份制改革的試點。“1995年，全國確定了100戶試點企業按《公司法》進行制度創新。到1997年8月，全國國有企業改造為股份公司的達9000戶左右。”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明確提出：“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召開，通過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進一步增強公有制經濟的活力，大力發展混合經濟。隨著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價格改革、銀行改革、財政體制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就業制度改革、醫療體制改革也在逐步推進，總結城市改革的經驗，為構建中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建立奠定了實踐基礎。
四、中國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基本內容和發展階段
正如前面所述，中國經濟學，即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政策、基本原則的具體應用和經驗總結，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最新理論成果。它的內容包括：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理論、社會保障制度理論、體制轉型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對外開放理論、現代企業制度理論（蔣南平，2009），它是由若干個經濟理論組成的體系，其核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它的形成和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中國經濟學理論的初步建立階段、完善階段和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1978-1984年，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屆三中全會，是構建中國經濟學理論框架的雛形階段。
這一階段，首先開始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進而開始了以城市為重點的全面改革，同時開放了經濟特區，在沿海地區進行了市場經濟的試點。這一時期，突破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產生了與改革實踐相適應的，符合中國國情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濟理論，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理論、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為補充的理論、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為補充的理論、經濟體制轉型理論、對外開放理論。
第二個階段：1984-2003年，從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基本形成階段。
這一階段，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化和發展，與城市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的價格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銀行改革、證券改革、企業股份制改革、對外貿易體制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都得到了深入發展。可以說，這個階段的改革是全方位推進市場化的改革階段，也是批判吸收西方經濟理論，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道路的重要歷史階段，找到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完成了經濟體制的順利轉型，產生了一系列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理論，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現代企業制度理論、社會保障制度理論、宏觀調控理論。
第三階段：2003-2008年，從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到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是中國經濟學理論框架的形成和完善階段。
這一階段，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中國經濟被卷進了世界經濟的浪潮中，各種新問題、新矛盾的出現，客觀上要求逐步完善已經形成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制定出迎接全球化挑戰的方針、政策和措施，如走新型工業化道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社會和諧。2007年，面對世界金融危機，中國政府提出了一攬子救市政策，確保了國內經濟的穩定和快速發展。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在總結農村改革30年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構想，確立了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建設的新格局，通過深化改革，使8億農民分享到更多改革成果。因此，即使受到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2010年，我國經濟總量仍保持了高速增長，躍居世界第二位。這一階段，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理論進一步得到補充和完善，如，新農村建設理論、城鄉一體化理論、新型工業化道路理論、經濟增長方式理論、全面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理論。這些理論的形成，完善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核心的中國經濟學。
五、中國經濟學的特征
如前面所述，中國經濟學的產生，來自于中國改革的社會實踐，所以從實踐性和實效性的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學具有客觀性和科學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特征。
由于中國經濟改革提出的方針、政策，都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不是資本主義高度發達階段，也不是共產主義的低級階段之上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因而是客觀的。中國改革取得的每一次成功實踐都向世界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過時，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中國市場經濟，其內容是客觀的，其方法和手段是科學的，因而其改革是成功和有效的。目前還沒有其他任何理由證明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失敗的，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就是客觀現實，這就足以說明中國經濟學的客觀性特征。
由于中國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是運用馬克思的抽象―具體―抽象的方法，以及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行批判和繼承的方法，這些方法都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因而，從方法論來看，中國經濟學具有科學性。
由于中國的改革是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前提下的改革，鄧小平說，改革也是一場革命，是在商品經濟十分落后，生產力水平及其低下的情況下，進行的市場化改革、經濟體制上的革命。這種改革是一種漸進性的改革（軟著陸），其目的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這一改革特征，既區別于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化改革（休克療法），又區別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化范式，因而具有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性。
中國經濟學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之一，是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萌芽，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它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同時又吸收了當代西方市場經濟的合理成分，尤其是批判吸收了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的、科學的內涵，如供給學派、貨幣主義學派等的合理內容，在不斷總結中國市場化改革經驗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其本身就具有根據各個國家自身特色搞市場經濟的特點，如社會主義國家搞市場經濟只能根據自己國家的特色搞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國家也只能根據自己國家的特色搞市場經濟，如印度的市場經濟既不是美國的市場經濟，也不是英國的市場經濟，只能根據印度的特色，發展印度的市場經濟，因而，具有印度特色。可見，各個國家只能走符合自身國情的市場經濟，而不能復制照搬他國的市場經濟，不管其社會制度如何，概莫能外。因此，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一般，不僅對中國的市場經濟具有普遍性意義，而且對世界各國的市場經濟也具有普遍意義，因而具有普遍性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