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住房制度改革歷程
(一)住房商品化探索階段
1979年-1987年為住房商品化探索階段，我國政府進行了公房出售和補貼出售住房試點。改革開放前我國住房市場存在著嚴重的供需不足，為解決住房供給這一重要民生問題以鄧小平為首的黨中央拉開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序幕。1980年6月，國務院下發的《全國基本建設工作會議匯報提綱》，明確提出了住房商品化政策，此后，在對住房的福利性質與商品性質的激烈探討下我國住房商品化進程開始了偉大的實踐。
(二)住房提租改革階段
1987-1992 年為住房提租改革階段，我國房改重心于1987年移向住房租金層面并運用的審慎提租手段。1988年，國務院下發《關于在全國城鎮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實施方案》，此文件明確提出用提高住房租金的方法來改變我國改善住房失衡的局面，并按房屋成本租金計租和住房消費工資化的方式,對住房進行商品化改革。同時在1991年的全國第二次房改工作會議，國務院確立了“租、售、建并舉，以提租為重點”的改革方向，旨在改變住房需求的不合理并以租促進售，解決住房分配不公，推動住房產業發展。這一期改革解決了一定的住房分配，住房供需失衡問題，并且沖破了傳統的住房制度，對人們的住房福利觀念產生重要影響,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住房分配不公。
(三)住房制度全面改革階段
1993年-1997年為住房制度全面改革階段。國務院于1994年下發了《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旨在實現住房商品化，形成住房保障性住房體系和商品房體系并行的雙軌住房供應機制，推動住房產業發展，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住房制度，并提出了“三改四建”的房改方針。此后個人開始被允許對住房進行投資建設。同時，住房公積金制度開始實施，居民為政府提供一部分長期穩定的住房資金，這促進了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的建立，同時住房實物分配的方式開始向按勞分配為主的貨幣工資分配方式轉變。政府通過提供配套資金貸款，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住房金融體系和雙軌制住房體系的發展。
二、我國住房市場現狀
近年來,中國的房價漲幅漲速飛快,房地產泡沫較為嚴重。據統計顯示，2010年9月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一般地段普通商品住房平均房價泡沫率為29．5%，其中有7個城市泡沫成分占實際價格比例在50%以上，11個城市泡沫成分占實際價格比例在30%―50%。并且泡沫已經從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蔓延的趨勢。為解決住房問題，十二五期間中共中央提出在五年內建設城鎮保障性安居工程3600萬套，大規模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保障和改善民生。直至2011年9月我國廉租房，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1000萬套計劃，已開工986萬套，開工率98％，預計11月份即將完成全面開工計劃。
目前國際上判斷房價泡沫水平的最重要指標是“房價-收入比”。按照國際通用標準,發達國家的房價-收入比一般在1. 8-5. 5之間,發展中國家則為3-6之間。如上圖，我國近年來房價增幅于2002年跨越收入增幅，隨后到05年走低，并于07年末再次急速膨脹高于收入增幅。雖然近些年城鎮居民收入明顯提高，但10大典型城市2001年至2010年間房價收入比，除開08年外，基本上也保持逐年上升趨勢。據統計，在2008年，廈門的房價收入比達到14.08，北京達到13.54，深圳達到13.15，廣州達到12.09，上海達到11.25，杭州達到10.33。
三、我國住房制度改革的主要問題
(一)現階段改革中商品房市場價格上漲過高過快，價格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對住房市場價格的調控應從住房需求以及住房供給兩方面來分析：首先，從住房需求方面看，第一，流動性過剩導致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次貸危機以來，政府4萬億刺激經濟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就是房地產行業。住房已經成為一種具有投資屬性的投機金融產品。人們投機性需求在流動性泛濫的背景下急劇膨脹，國際熱錢的涌入更是對此推波助瀾。第二，我國居民住房消費觀念的存在誤區。目前我國購房主體普遍存在消費觀是：家庭的穩定，居住的安逸是建立在購買住房的條件下的。而“居住有其所”，不一定要是“居者買其所”，也可以是“居者租其所”。人們的不成熟的購房觀念帶來了巨大的商品房需求，而商品房需求盲目膨脹便成為了房價過快上漲的重要因素。其次，從住房供給方面看，第一，城市住宅用地稀缺，政府對土地壟斷性。我國對土地的供應為行政審批制，政府嚴格限制城市用地的開發。而現階段城市化進程，存量住宅供給與住宅需要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每年住宅建設用地供給不足。并且政府一家寡頭壟斷性出讓供應土地，土地儲備中心代表政府對土地進行的統一儲備、征用、收購、出讓。在房地產開發商和其他用地商充分的投標競爭下，土地價格持續上漲。第二，開發商囤積土地與開發市場的限制準入的行為推高了房價。嚴格的準入限制，這使得城市居民只能購買開發商建造的房屋，而不能自己建造房屋，從而讓開發商有特權囤積土地推高房價。開發商壟斷囤積土地和囤積住房，人為減少市場的有效供給，制造供不應求的緊張氣氛，推高房價。
(二)住房制度改革過程中難以杜絕尋租現象，導致住房資源分配不平等不公正，引致不可估量交易成本
房地產業是我國官員尋租最佳場所，也是最能體現人性貪婪與墮落場所之一。房地產商在謀取巨額利也為為一些政府官員帶來了巨額的灰色收入。開發商的項目審批經費是政策上不清晰的‘灰色地帶’，也是房價成本的重要來源。地方政府買地財政，別且滋生了官商勾結從土地樓市里淘金的腐敗現實。據悉，地產開發過程中的公開招標、拍賣、掛牌銷售，目占房價成本比例高達五分之一，而稅費確是銷售額的百分之幾。
(三)無法建立有效地住房保障體系，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夾心層安居問題難以解決
“十二五”時期，我國計劃新建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3600萬套，并于2011年要開工建設保障性住房和棚戶區改造住房1000萬套， 但從我國住房需求的角度來說，中國城鎮低收入家庭基數較大，約7500萬家庭有待得到住房保障，據預計，中國保障房的供給缺口在5800套左右。并且保障性住房融資渠道較單一，直接導致保障房建設中存在巨大資金缺口，保障性住房建設不應過多多依賴政府投資，應合理的利用民間企業和民眾的力量，如利用房地產投資信托機構籌集民間資本，既又助于彌補資金缺口，又能對住房投機性需求有所抑制。同時，保障房的建立涉及不同群體的利益沖突，保障房的建造質量受多種政策因素及非政策因素影響，因此保障房制度的實際效果可能大打折扣。而目前我國部分地方保障房分配過程中涉及戶籍歧視，夾心層流動人群既沒有足夠得資金購買商品房，又得不到應有得住房保障，導致社會出現集體不滿情緒。同時，被保障的群體如果在保障期內已經不符合低保條件，應予以合理的退出。以戶籍篩選為核心的保障房分配制度以及不完善的保障房進入退出機制，嚴重有礙保障房分配中公平正義得實現，也不利于我國社會與經濟的健康發展。
四、針對住房市場問題的解決方案
(一)制定有效的貨幣政策，抑制住房投機需求，并改變購房者消費觀念
央行可以通過運用貨幣工具收緊流通中的貨幣供應量，增加房地產開發商及投機者的資金機會成本。政府可以制定合理政策激勵銀行業務進行創新，提高銀行信貸風險管理能力，減少其可放貸款和信用創造能力，從而減少房貸規模，并在政策上指引民間企業優化投資結構，運用綜合手段擴大內需，建立起內生性的消費需求拉動型增長模式，調節社會中過剩的流動性為房地產市場降溫。完善人民幣匯率機制，鼓勵出口企業“走出去”，轉變出口增長模式，使流動性過剩成為經濟增長的拉動力。
(二)調整土地供應結構，改變單一的出讓方式土地，改變政府官員的績效考核制度
政府應改調整土地供應結構，建立合理的土地收購、土地儲備、土地供應制度，再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對土地資源的需求和供給進行調節和控制。改變單一的土地出讓方式，改變土地出讓中“價高者得”的模式。如效仿上海、武漢等地的作法，競標以房價最低，地價不變為基礎，避免競標推動地價上漲。并且政府要弱化投標價格比重，綜合投標者建筑周期，建筑質量，建筑效率，及外部性建筑收益來定中標商。
針對住房制度改革過程中的尋租現象，中央必須加強對土地、房地產審批、開發環節的監管，對官商勾結的腐敗現象施以嚴厲打擊，將政府審批工作過程公開化透明化，并制定一些特殊的績效考核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