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國新會計準則體系引入公允價值，嚴格限制了其使用范圍和適用條件，由于我國適用公允價值計價的資產較少，因此公允價值對報表產生的影響較小。本文主要從公允價值這一具體問題出發，從方法論視角探討公允價值的內涵及其應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為完善會計準則概念體系提供一種思路。
一、公允價值――內涵與價值相關性文獻回顧
(一)公允價值內涵研究財務報告研究通常表達為信息觀與計量觀(Beaver，1998)。在信息觀下，投資者會根據信息披露進行決策；在計量觀下，資產或負債的計量方法會影響到投資者決策，因此應選擇合適的計量方法為投資者提供決策有用信息。信息觀和計量觀共同為會計準則制定提供理論支持。公允價值研究屬于計量觀，學術界基本認同公允價值計量是潮流所趨，但其概念應用仍存在難題。公允價值計量將未來估計包含于當期財務報表中，有利于提供經濟決策有用性信息，與財務報告目標一致，因此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十分關注公允價值會計(Barth，2006)。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1ASB)和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分別給出了公允價值的權威定義：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當事人自愿據以進行資產交換或負債清償的金額(IASB)；在計量日當天，市場參與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收到的價格，或轉移負債支付的價格(FASB)。我國公允價值的概念與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保持一致。葛家澍(2007)比較了兩大權威機構的定義后認為，公允價值計量乃是財務會計發展的大勢所趨，如果公允價值得以全面應用，則財務會計將有可能反映企業的價值(或其近似值)。在應用上，多數學者認為公允價值是一種復合計量屬性(常勛，2004；謝詩芬，2004；葛家澍，2006等)，實務中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管理層只要提供充分理由和證據便可選擇利益最大化的公允價值計量方法，公允價值可能存在多種表現形式。陸建橋(2005)認為，現有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尚缺乏具體應用指南以指導公允價值計量，其中，尤其是對于公允價值具體表現形式并不明確。基于以上公允價值內涵總結，與其說公允價值是計量屬性，不如說公允價值是各種計量屬性試圖最終達到的理想目標(劉浩、孫錚，2008)。
(二)價值相關性研究如果資本市場對某項會計信息的披露作了顯著反應，一般認為該信息具有價值相關性，該類研究稱為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研究。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對會計制度改革、證券市場監管和投資者決策意義重大，從而成為資本市場環境下實證會計研究的主要范疇之一。價值相關性研究集中于投資者決策，與準則制定目的一致(Barth，2007)，因此大量公允價值的研究基于價值相關性視角。相關性與可靠性是準則制定者評估會計信息質量的主要標準，國際上，Barth、Beaver和Landsman等人引領了該領域的研究。學者們基本認同公允價值計量能夠提高會計信息的相關性，但損害可靠性(Barth、Beaver和Landsman。1996；Easton、Eddey和Hanris1993；Barth和Clinchl998；以及Aboody、Barth和Kasznik，1999等)。而公允價值計量并非完全不具有可靠性，如Barth、Landsman和Rendleman(1998)的研究發現采用估值技術后，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計量與市場價值之間差異并不大，但兩者的波動卻有顯著差異，債券估值與估計順序之間高度相關，而Aboody、Barth和Kasznik(1999)則發現了有形資產重估價值與公司未來的業績變動聯系緊密的證據，該研究表明公允價值計量一定程度上具有可靠性。近期的系列研究表明，管理層的意圖影響到了資產重估的可靠性(cotter和Richardson，2002；Dietrich、Harris和Muller 2001；MuHer和Riedl 2002；Danboh和Rees，2008等)，公司治理因素也影響到公允價值的可靠性(Aboody、Barth和Kasznik，2006；Barth、Hodder和Stubben，2006等)。在我國，政治導向與政府行為一直是中國會計研究的主要特征(湯云為、薛云奎，1998)，公允價值的價值相關性研究反映了這一制度背景。
時間維度上，1992年啟動的與國際接軌的一輪會計改革強調受托責任，重視歷史成本計量和利潤表因素。雖然1999年的具體準則引入公允價值計量，但時間很短。公允價值的價值相關性研究文獻主要集中于A股和B股、A股和H股的會計盈余差異比較方面(李樹華，1997；Chen，Gul和Su，1999；李東平，1999；蔣義宏，2002；李曉強，2004；鄧傳洲，2005等)。也有文獻研究了A股市場上的價值相關陛問題，如陸宇峰(1999)和王躍堂、周雪和張莉(2005)的研究證據表明，在我國，盡管歷史成本計量符合可靠性要求，但損害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周忠會和羅世全(2000)指出，財務會計目標在于為利益相關者提供決策有用性信息，在計量上要求使用有別于歷史成本的多重計量屬性。2001年啟動的一輪會計改革強調受托責任和決策有用(2006年新準則體系)，歷史成本計量居于優先地位，公允價值適用范圍雖受到限制，但以概念框架的形式確立了其地位。囿于時間和數據因素，學術界尚未大量開展公允價值的價值相關性研究。謝榮、趙春光和宋德亮(2007)的研究發現投資者逐步認識到公允價值能夠提供更加有用的信息并在投資決策中加以運用；張燁，胡倩(2007)研究香港公允價值計量的實施效果表明，公允價值計量對公司價格和市場收益率產生了顯著的增量解釋能力；楊善林、楊模榮和姚祿仕(2006)找到了權分置改革對業績較差公司股票價格的偏離程度有修正作用的證據。
二、公允價值概念――方法論視角
(一)價值概念的思考作為思維形式，概念是一種主觀認識，人們無法直接觀察到主觀認識，必須借助于媒介觀察這種認識。價值正是人們定義的一種概念，它需要借助一定的媒介體現。《新華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2004年5月北京第1版)中，價值有兩個涵義：政治經濟學中指凝結在商品中的生產者的社會必要勞動；通常指用途或重要性；第一種解釋屬于政治經濟學范疇，第二種解釋屬于一般范疇。在政治經濟學中，價值高低通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長短計量，還通過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來體現商品的價值。而在一般范疇上，實體的用途或重要性通過媒介衡量。美國蘭登書屋韋氏詞典中(第三版，1998年)對于價值的一個解釋是通過貨幣、商品和勞務來體現等價(equivalent-n money，goods or services)。實體的價值作為虛的概念，必須通過交換或一定的計量方法通過其他方式體現其價值，而無法通過自身體現其價值。會計上，用貨幣計量資產或負債的價值。計量價值時，或者是通過直接的市場交換，或者通過一定的估值技術。市場交換需要另外一個實體來體現價值，而采用估值
技術是利用估值模型的參數組合來表示價值。例如，公司價值在財務學中一般采用股利貼現模型，用未來現金股利的折現值來表示公司價值；在會計學中，則用Fehhom和Ohlson(1995)模型，該模型將公司價值轉換為公司賬面值與超額回報的貼現值之和。
(二)公允價值概念再思考從計量角度而言，資產或負債是未來經濟利益流入或流出的折現值，因此將對未來的估計包含在今天的財務報表中具有理論依據。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導致會計以受托責任為目標，在這一目標指引下，重視歷史成本計量，同時配以信息披露，披露無法通過計量而進入財務報表的信息，以解決信息使用者的決策有用目標。在有效市場理論指導下，會計目標逐漸轉向決策有用性，信息觀成為指導會計準則制定的主要觀點。在信息觀的指導下，Barth(2006)指出，財務報告的目標在于決策有用性，當期財務報表包含未來估計有利于提供決策有用性信息，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因此關注公允價值會計。公允價值是面向市場、以假想交易為對象的一種估計價格(葛家澍，2007)，公允價值自身的特點使得公允價值的表現方式存在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活躍市場上相同資產或負債的報價；第二層次，不存在活躍市場，參考熟悉情況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進行的市場交易中使用的價格或參照實質上相同的其他資產或負債的價格；第三層次，不存在活躍市場，且不滿足上述兩個條件的，采取估值技術等確定資產或負債的價格。從上述三個層次來看，在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只要管理層提供足夠理由和證據就可以根據交易目的選擇利益最大化的公允價值計量方法，使得公允價值在某些情況下，既可表現為歷史成本，又可以是重置成本、可變現凈值或現值。概念的特點使其成為一種復合型計量屬性，作為一種虛構概念，必須通過交換或計量合法通過其他方式體現其價值。
三、公允價值概念應用條件――權利對等與信息對稱
(一)IASB和FASB關于公允價值概念的比較比較IASB和FASB的定義，1ASB為公允價值描繪了一種理想狀態，但公允這一概念上的模糊必然導致應用的誤區。在FASB的概念中，“市場參與者”包含了“熟悉情況的當事人”，也包含那些不熟悉情況的當事人，“有序交易”則有多次交易的含義，從概念的應用上看，IASB的公允價值概念具有更強的實用性。
(二)公允價值概念的應用條件公允價值不是從某種量化方法出發，而是從產生計量結果的交易狀態出發，通過保證交易的公平性來確保計量結果的合理性。在市場經濟中，價格實質上是對經濟資源背后權利的定價，通過價格體現的公允價值天然地和權利定價聯系在一起。IASB和FASB的定義盡管表述上存在差異，都需要兩個條件，其一為交易雙方權利的平等，其二為交易雙方信息的對稱。以IASB的定義為例，“熟悉情況”指當事人掌握的信息對稱，“自愿”是建立在雙方權利對等的前提下。FASB則以“市場參與者”與“有序交易”確定了交易雙方權利對等和信息對稱兩個條件。可以利用矩陣表示信息與權利的四種組合，公允價值是在兩個條件同時具備下的一個假想價格，而且這種價格有三種方式體現(存在活躍市場、不存在活躍市場有類似交易，不存在活躍市場無類似交易)，管理層可以根據合同約束選擇效用最大化的計量方式。
無論是技術原因還是非技術原因，實務中的大多數交易中顯失公允的交易較多，更成為上世紀末企業操縱利潤的工具。因此，在使用公允價值的過程中，具體的操作規范需要從權利與信息兩方面逐步朝公開、透明的方向引導規范。最近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征求意見稿提議將公允價值定義為“在計量日的有序交易中，市場參與者之間出售一項資產所能收到或轉移一項負債將會支付的價格”(退出價格)，這一定義與FASB的定義“在計量日當天，市場參與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資產收到的價格，或轉移負債支付的價格”已基本相同。在實際操作中，相應的技術問題還需要通過制度安排平衡規范市場參與方的權利，同時建立合理的信息披露制度，特別是估值技術的披露。
在轉型經濟背景下，新會計準則體系需強調受托責任，與此相應，在計量屬性上需要歷史成本計量；重視資產負債觀的新準則體系也重視會計信息決策有用性，這就需要公允價值計量。我國會計準則賦予五種計量屬性平行地位，然而公允價值作為復合計量屬性，實際應用中會有多種表現形式，與其他四種計量屬性存在交叉，實際應用上需區分公允價值與其他四類計量屬性的關系，需要有信息對稱與權利對等的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