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期，美國財政赤字劇增，對外貿易逆差大幅增長。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以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
從1980年起，美國國內經濟出現兩種變化，首先是對外貿易赤字逐年擴大，到1984年高達1600億美元，占當年GNP的3.6％。其次是政府預算赤字的出現。在雙赤字的陰影下，美國政府便以提高國內基本利率引進國際資本來發展經濟。外來資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斷升值，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于是擴大到外貿赤字的危機。在這種經濟危機的壓力下，美國寄希望以美元貶值來加強美國產品對外競爭力，以降低貿易赤字。
1985年，日本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日本制造的產品充斥全球。美國許多制造業大企業、國會議員強烈要求當時的里根政府干預外匯市場，讓美元貶值，以挽救日益蕭條的美國制造業。更有許多經濟學家也加入了游說政府改變強勢美元立場的隊伍。
1985年9月，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日本財長竹下登、前聯邦德國財長杰哈特・斯托登伯、法國財長皮埃爾・貝格伯、英國財長尼格爾・勞森等五個發達工業國家財政部長及五國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秩序地下調，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因協議在廣場飯店簽署，故該協議又被稱為“廣場協議”。
“廣場協議”簽訂后，五國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各國開始拋售美元，繼而形成市場投資者的拋售狂潮，導致美元持續大幅度貶值。
在這之后，美國不斷地對美元進行口頭干預，表示當時的美元匯率水平仍然偏高，還有下跌空間。在美國政府強硬態度的暗示下，美元對日元繼續大幅度下跌。1985~g9月，日元匯率在1美元兌250日元上下波動，在“廣場協議”生效后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兌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l美元兌152日元，1987年最高達到1美元兌120日元。從日元對美元名義匯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從日元實際有效匯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1985年“廣場協議”簽訂后的10年間，日元幣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無異于給國際資本投資日本的股市和房市一個穩賺不賠的保險。“廣場協議”后近5年時間里，股價每年以30％、地價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長，而同期日本名義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經濟離實體經濟越來越遠。1989年，日本政府開始施行緊縮的貨幣政策，雖然戳破了泡沫經濟，但股價和地價短期內下跌50％左右，銀行形成大量壞賬，日本經濟進入十幾年的衰退期。
1987年G5國家再度在法國羅浮富聚會，檢討“廣場協議”以來對美元不正常貶值對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以及以匯率調整來降低美國貿易赤字的優劣性，結果是此期間美國出口貿易并沒有成長，而美國經濟問題的癥結在于國內巨大的財政赤字。于是羅浮宮協議要美國不再強迫日元與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預算等國內經濟政策來挽救美國經濟。也就是說，廣場協議并沒有找到當時美國經濟疲軟的癥結，而日元與馬克升值對其經濟疲軟的狀況根本于事無補。
相反的是，“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則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對日本以出口為主導的產業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為了要達到經濟成長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調降利率等寬松的貨幣政策來維持國內經濟的景氣。從1986年起，日本的基準利率大幅下降，這使得國內剩余資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產等非生產工具上，從而形成了1990年代著名的日本泡沫經濟。1990年4月，大藏省頒布《土地融資限令》，對房地產市場進行干預，隨之引發泡沫經濟崩潰。經濟泡沫在1991年破滅之后，日本經濟便陷入戰后最大的不景氣狀態，一直持續了十幾年，日本經濟仍然沒有復蘇之跡象。
20世紀60年代，德國和日本同樣都經歷了持續的貿易順差，尤其是對美國出口急劇上升。在布雷頓森林體系風雨飄搖的時代背景下，1971年美國尼克松政府的“新經濟政策”，以及同年西方十國達成的《史密森協定》，對日元和德國馬克的匯率升值均產生了推動作用不同的是，馬克的匯率調整更為主動，早在1960年代就有小幅調整。1969年至1978年，德國馬克和日元對美元升值的幅度，累計分別達到了49％和42％。在大幅升值的沖擊下，德國和日本經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沖擊。
在馬克大幅升值以后，德國經濟同樣受到了沖擊。1986年德國的出口受到明顯沖擊；在1987年，德國經濟增長率更是降至1.40％，與升值前1984年3.12％的增長率形成了鮮明對比。但是隨后德國經濟強勁反彈，1988年經濟增長率已經攀升至3.71％，1990年更是超過了5％的水平。在1993年，德國經歷了短暫的衰退之后，又回復到了平穩增長的路徑上。
在貨幣政策方面，德國央行的政策制定者均以穩定物價水平為首要目標。在《廣場協議》之后，由于馬克大幅升值，德國經濟增長率連續兩年出現下滑的情況下，德國經濟依然維持了3％以上的存款利率，這幾乎是日本同期利率水平的兩倍。此外，德國央行也充分利用靈活的貨幣政策組合，在抵消一部分升值影響的同時，又竭力穩定市場的流動性水平。例如，由于馬克升值后出口受到影響，德國央行在1987年1月將貼現率和抵押貸款利率都降低了0.5個百分點，以刺激經濟；但與此同時，德國央行又提高了存款準備金率來沖銷流動性的膨脹。
在財政政策方面，1982年堅持新自由主義的科爾當選德國總理，其思想在財政政策方面有很多體現，例如，從1982年至1987年，德國財政赤字占GDP比重，由3.3％逐年遞減至0.4％的水平。這其中甚至包括了馬克匯率大幅升值之后，德國經濟承受沖擊的年份。
此外，科爾在稅收政策方面，對企業和個人大幅減稅；在財政支出方面也通過對企業和個人減少補貼等手段削減開支。通過這些方式，科爾政府減少了對經濟不必要的干預。與此同時，科爾政府卻更加注重對經濟結構調整進行干預，用財政補貼、直接或間接投資來資助一些利潤率低、投資周期長、風險大的生產行業；同時，也積極支持企業的研發預算，并向勞動者提供各種培訓及其他形式的幫助，從而提高勞動者的素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