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股東控制的現象在很多國家都普遍存在，中小股東的權益由于不能參與選擇會計師而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對高審計質量需求的缺失也不利于審計質量的提高。上市公司大股東控制現象對審計質量到底是正的還是負的影響，本文通過研究得到以下結論：我國上市公司大股東控制現象普遍，其中大股東性質為國有性質的比例較高。當大股東為國有性質時，事務所更容易為企業出具標準的審計意見，而導致較低的審計質量。在非國有控股公司中，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分離導致較低的審計質量，容易被出具標準審計意見。
關鍵詞：大股東控制 審計質量 兩權分離
一、引言
在傳統審計理論研究中，學者們認為影響審計質量的因素主要有審計對象的財務情況、企業業績，審計主體的事務所規模、審計師特征、審計費用、非審計服務、注冊會計師事務所的更換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外學者不再局限于以上的影響因素分析，開始考慮結合公司治理的相關理論，研究公司治理情況對審計質量的影響。研究者通常認為，良好的公司治理機制在減少盈余操縱和改進財務報表質量方面是重要的，有助于減少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而在我國大部分的上市公司中，治理結構存在嚴重缺陷，大股東一股獨大、股東大會“一言堂”、內部人控制、關聯交易等現象十分嚴重。股權集中度的提高可能導致大股東對小股東利益的侵害，企業上市之后為獲得配股資格或避免被特別處理（ST）等進行盈余管理和利潤操縱也廣泛存在。由上所述，在研究審計質量的同時，考慮我國證券市場特殊的環境以及上市公司的治理機制，研究大股東控制對上市公司審計質量的影響與作用。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研究者通常認為，上市公司股權集中度越高，越有可能形成內部人控制，大股東越有可能利用自己的控股能力和與中小股東信息不對稱的優勢，侵害中小股東的利益，操縱利潤，粉飾財務報表。同時，大股東可能在審計過程中向審計方施加壓力，干預審計意見的出局，公司更容易獲得標準無保留意見，影響審計質量。Francis and Krishnan（1999）認為，具有較高應計利潤的公司，更有可能被出具標準無保留意見。Chen et a1.（2007）等發現，中國上市公司管理層為了完成中國證監會（CSRC）在規定中所要求的凈資產收益率目標，存在著操縱會計利潤以提高凈資產收益率的行為。為了符合這些規定所要求的盈利水平，上市公司操作利潤的行為增加了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唐躍軍等（2006）進一步研究發現在同等條件下，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低，同時第二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越有可能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我國上市公司主要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國有上市公司所有者的“缺位”使國家作為股東的監督和約束沒有得到充分發揮，造成管理者的內部控制和道德風險，進而降低審計質量。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1：上市公司大股東為國有性質將降低審計質量
我國作為一個新興的資本市場，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較為集中，投資者法律保護不健全，信息極度不對稱，兩權分離程度較高，控股股東和中小股東的代理沖突表現得尤為嚴重。大股東控制的代理問題是由于控股股東對上市公司現金流權和控制權的分離產生的。現金流權與控制權的分離程度越高，表明控股股東以較少的現金投入取得了上市公司的控制權，相對于激勵效應取得的利益，大股東更傾向于侵占中小股東利益，粉飾報表，影響審計質量。本文提出假設：
假設2：現金流權與控制權的分離程度與審計質量負相關
（二）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相關資料分別來自CSMAR數據庫，中注協發布的百家事務所排名信息及WIND數據庫。本研究所選取的樣本范圍為在2004年至2009年間滬市與深市A股所有上市公司。剔除以下樣本：特殊行業，如金融保險類公司數據；在2004年至2009年度被ST或PT的上市公司；剔除各變量指標中違反常理的樣本及數據缺失的樣本，這些指標可能是數據收集時所產生的誤差。經處理得到7699個樣本。
（三）變量選取和模型建立 在變量選取中，國內外很多研究都通過借助非標準審計意見，來衡量注冊會計師的審計質量。非標準審計意見從一定層面上說是審計委托方與注冊會計師之間博弈的結果，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審計中發現的問題。本文在研究中也采用該審計實證研究領域通用的標準，將審計意見類型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假定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審計質量較高。為了檢驗研究假設，建立回歸模型。模型中，因變量為0，1變量，是一個二項選擇模型，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對其模型和參數進行估計：
三、實證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見表（2）和表（3）。（1）全樣本描述性統計。通過對全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從結果可以看出：第一，opinion的均值為0.95，最大值為1，最小值為0。符合我國目前事務所為我國上市公司出具審計意見的實際情況：即絕大部分上市公司都為標準審計意見。第二，ctrolxz的最大值為1，最小值為0，均值為0.65，符合國家股權構成的實際情況，上市公司國有持股比例較高。第三，兩權分離度最大值為44.47，最小的為0，均值為6.19，符合我國的兩權分離的實際情形，控制權偏離現金流權。第四，資產負債率的均值為0.49，凈資產收益率的均值為0.03，流動比例為1.74，所涉及的財務變量符合我國上市公司的實際情況。之后按審計意見是否為標準意見，把所涉樣本分為兩組，即當opinion=0和opinion=1的情形，得到非標準意見的上市公司樣本又321個，標準意見上市公司樣本7378個，得出其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2）分樣本描述性統計。按審計意見類型，對變量進行了描述性統計，結果顯示：第一，當opinion=1時，ctrolxz的均值為0.66，明顯高于當opinion=0時候的均值，這表明，大股東為國有性質，企業更容易被出具標準意見。第二，從兩權分離度來看，獲得非標意見的上市公司均值略大于獲得標準意見的上市公司。第三，從資產負債率來看，獲得非標意見的上市公司資產負債率遠遠高于獲得標準意見的上市公司，從而也可以說，上市公司財務風險的增大是其獲得非標意見的原因之一，側面反映了事務所出具的非標意見是審計質量高的體現。第四，從凈資產收益率看，獲得非標意見的上市公司凈資產收益率為負值，遠遠小于被出具標準審計意見的上市公司，這也同樣反映了事務所出具的非標意見可以反映高的審計質量。第五，公司的流動比例，現金流量也很好地反映了這一問題。第六，公司的規模在兩組樣本中的值較相似。 （二）回歸分析 首先對全樣本進行回歸，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一是大股東性質把樣本分為國有控股公司和非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對其進行分樣本回歸。其中模型二是控股股東為國有的情形，模型三為控股股東為非國有股東的情形。從樣本的回歸結果可知：第一，大股東性質與意見類型呈正相關關系，并且回歸結果顯著。即當大股東為國有性質時，事務所更容易為企業出具標準的審計意見，而導致較低的審計質量，驗證了本文的假設1和假設2。第二，在全樣本回歸模型中，兩權分離度與審計意見呈微弱正相關關系，但結果不是太顯著。進而看按大股東分組的樣本，兩權分離都在國有控股股東組表現不顯著，但在非國有控股樣本組中呈正相關關系，且其結果顯著。說明兩權分離度越高會導致事務所出具質量較低的審計意見，而且這種表現在非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表現更為明顯。第三，資產負債率，無論在全樣本回歸中還是在分組樣本回歸中，都與審計意見類型呈負相關關系，且回歸結果顯著。即資產負債率越高越容易獲得非標的審計意見。這說明企業財務風險越大，被出具非標意見的可能性越大，事務所出具了非標意見，說明了審計意見的高質量。第四，企業規模與意見類型正相關，規模越大，越容易被出具標準意見。第五，現金流量與意見類型正相關，現金流越充裕，越容易獲得標準意見。但在分組回歸中，非國有控股股東樣本表現并不顯著。第六，審計收費與審計意見類型負相關，即審計收費越高，越容易被出具非標意見，審計的質量越高。第七，當年利潤是否為負值，與審計意見程負相關關系，即當年虧損更容易導致事務所對企業出具非標意見，反映審計意見的高質量。這一結果與我國上市公司特別交易處理管理制度有關。第八，研究表明，事務所規模與審計質量無明顯關系。
（三）穩健性檢驗 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O’Sullivan（2000）指出用審計費用作為審計質量代理變量的理由：第一，審計質量能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審計師的調查范圍，假設更多的調查將要求更多的審計時間和使用更多專門化的審計人員，導致更高的審計費用是合乎情理的。第二，現存的審計定價研究通過包括一個代表“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的二項變量承認了審計質量和審計定價之間的關系。這些研究表明高質量會計師事務所將為其專門技能索取溢價（Palmrose，1986；Chan，Ezzamel and Gwilliam，1993）。第三，Cadbury（1992）報告到審計質量低而被警告的公司多數是審計費用低的公司，進一步提升了審計質量和審計費用之間的關系。本研究中，用審計費用度量審計質量，作為實證研究的穩健性檢驗。本文用審計收費替代審計意見類型，作為穩健性檢驗模型的因變量，對本文上述研究結果進行驗證。同時采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進行模型擬合。Sfee1=a0+a1*ctrolxz+a2*dpart1+a3*zcfzl+a4*roe+a5*csize+a6*cash+a7*frate+a8*orprofit+ ei。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到，股權性質、兩權分離度等變量與審計收費程負相關關系，且回歸結果顯著，審計費用與審計質量呈正相關關系。其余變量顯示結果與上前面模型研究的結論也基本一致。說明本文所得研究結論具有穩健性。
四、結論
本文通過對大股東控制程度與審計質量的相關性檢驗，得到以下結論：我國上市公司大股東控制現象普遍，其中大股東性質為國有性質的比例較高。當大股東為國有性質時，事務所更容易為企業出具標準的審計意見，而導致較低的審計質量。在非國有控股公司中，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分離導致較低的審計質量，容易被出具標準審計意見。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第一，降低上市公司控股股東控制權與現金流權的分離程度。控股股東對上市公司控制權和現金流權的分離程度，一方面有利于控股股東利用絕對控制權更多地參與到公司的日常經營管理之中，減少代理成本。但另一方面，控股股東更有可能利用投票權掏空上市公司資源，關聯交易、盈余管理和擔保等行為的比例增大，嚴重損害了中小股東的利益。造成控制權與現金流權分離的主要手段是交叉持股和金字塔股權結構，可以通過對這些控股手段的控制來降低上市公司兩權分離的程度。第二，在深化股權分置改革時，降低國有股持股比例。在研究中發現，大股東性質為國有性質時，對審計質量的影響更大。所以我國在進行股權分置改革時，應當降低國有持股比例。第三，加強對中小股東的法律保護。我國法律規定了股東大會在作出重大決議時，必須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表決權過半數通過。雖然我國上市公司的中小股東有法律保護權益可以參加股東大會，但是出于成本的考慮，中小股東基本不會參加，所以大多數的上市公司股東大會被幾個大股東把持。應該在立法中加強對中小股東的法律保護，增加中小股東發揮表決權的可操作性，如將通過決議的標準改為決議通過必須由所有有權投票的股票數的一定比例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