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冶煉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李志軍
一、引言
我國高管的貨幣薪酬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相比相對偏低，是由于監管部門將高管薪酬與企業職工工資水平掛鉤，進行了嚴格的管制，在這種薪酬制度的安排下，衍生出了多元的、不直接以貨幣為依據的報酬體系，在職消費就是其中一種。在職消費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近年來不少學者研究發現，我國的高管薪酬總額遠小于在職消費的總額，在職消費隨意性過強、過多過濫，甚至處于失控狀態。
眾多學者認可在職消費是代理成本的表現，學者們大多從負債、市場化程度、股權分散程度等外部公司治理因素以及股東權利、高管自利等內部公司治理因素來研究在職消費。而沒有從兼有債權-股權為一體的銀行股東來研究在職消費的問題。本文選取銀行持股、銀行持股比例等多個自變量以及相關控制變量來研究在職消費在職消費的問題，并提出了相關政策性建議。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在職消費在世界各國公司普遍存在，是構成委托代理成本之一，但股東沒有用貨幣薪酬完全代替在職消費，以消除這種代理成本，且國家對于在職消費可在合理的范圍里報銷。所以針對在職消費的代理觀和效率觀，采用相機治理機制理論來闡述銀行持股與在職消費的關系。
首先，由于我國高管薪酬普通存在管制現象，存在大量在職消費。銀行可充分利用用債權人身份，對公司的高管人員實施必要的監控，控制權的狀態依存性迫使企業在不能按期償還債務時，實現公司控制權向債權人的轉移。且債務融資還被視為一種擔保機制，企業經營不善導致破產，此時高管就必須承擔與失去任職好處相關的一切破產成本，而高管是依賴企業生存的，高管為了避免失去自己的職位就會努力工作，約束自己，做出更好的投資決策，從而降低由于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而產生的代理成本，減少在職消費，改善公司治理結構。
其次，銀行持有公司股份后，改變了公司的股權結構，而股權結構對公司價值的影響實際上包含著股東代理人、大股東小股東的兩方面的沖突。銀行作為股東可以有效地獲取信息，了解公司的投資并參與決策中，有利于減少投資不足或過度投資的行為，遏制公司管理層的代理問題，從而減少在職消費。同時銀行作為股東與其他股東一樣，有動機獲取股東財富最大化，參與董事會的高管薪酬契約的設計中，從而設計更為合理的高管薪酬及在職消費報銷制度，抑制“一股獨大”以及高管經營權越來越大，在職消費過度擴張等現象。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構建和變量說明
為了驗證上述提出的研究假說，本文首先需要度量在職消費，而在職消費具有隱蔽性的特點，無法獲得其準確的信息，一般計入管理費用。但除高管工資外，仍然存在不屬于在職消費性質的費用被包含在管理費用項目中，在以往的研究中，有學者以公司年報中“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的現金流量”項目為基礎，對在職消費進行衡量。本文結合陳震和丁忠明（2010）以該“現金流量表“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現金”的對數作為在職消費的代理變量，辛清泉和譚偉強（2009）以現金流量表“附注中的八個明細項目合計/銷售收入（八大項目具體包括：辦公費、差旅費、業務招待費、通訊費、出國培訓費、董事會費、小車費和會議費）對在職消費進行計量，選取“現金流量表“支付的其他與經營活動有關現金”/主營業務收入來衡量在職消費程度。
（二）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
本文選取2005-2011 年所有深滬市A 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研究樣本，并按以下標準對初始樣本做了處理：（1）剔除了金融、保險行業的上市公司樣本，由于一般上市公司的財務特征和會計制度與金融類上市公司的存在差異；（2）剔除了同時發行有B 股或H 股的樣本，避免制度性差異對實證結果產生潛在影響；（3）剔除了大量數據缺失及無法從年度報告中得到相關數據的樣本；（4）剔除數據明顯異常的樣本。經過上述處理，最終得到并確認的有效樣本為9250個。
另外，本文按照實際最終控制人性質，將樣本分為國有上市公司和非國有上市公司兩個子樣本，來研究銀行持股是對不同性質的上市公司的在職消費的影響，根據實證結果更好地來給相關部門提出建議。
（三）變量描述性統計
在9250個全樣本中，可以看出各上市公司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Bank最大值為1，最小值為0，均值0.14，表明有些上市公司有銀行股東，有的沒有，且大部分公司是沒有的，且銀行作為股東持有公司的股份差異也是巨大的，最高可達到62.07%的比例，作為第一大控股股東，而最低為0，整體上平均持有0.7367%的比例；而上市公司支付給高管的薪酬占據公司的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是相對上市公司的在職消費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例低很多的，基本上在職消費比例的均值為5.7952%，而高管薪酬比例的均值為0.0261%。
（四）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將各變量進行相關性分析，研究得出：fee與Gove在1%的雙側檢驗下呈顯著地負相關，則在職消費在非國有企業里發生地更多，這與夏冬林（2004）、陳冬華（2005）、盧銳（2008）等學者研究相符；fee與Bank、Bshare相關系數均為負,且在1%的雙側檢驗下顯著，銀行持有公司股份時，會充分發揮銀行作為債權人-股東身份兩者合一的作用，可抑制企業的在職消費，隨著銀行持股比例的增加，在職消費的水平也會減少；而fee與Ownership、Mshare呈顯著正向關的關性，股權越集中，總經理的持股越多，權利越大，產生的在職消費也會越多，符合盧銳等學者（2008）研究結果；通過觀測fee與top1、Lever、Cshare的顯著負相關性關系，可得出大股東的持股比例隨著增大，在職消費會明顯地減少，夏冬林和朱松（2005）研究相符的，作為債權人也是可以通過借款條約來抑制過度的在職消費，與楊楠等學者債權人治理觀點是相符的，股票越流通，內部制衡力相對比較薄弱，在職消費的能力也會越高；Ncash、Cbonus與fee均在1%雙測檢驗下呈顯著負相關，而Ncash、Cbonus兩者之間呈1%水平下呈正相關的關系，每股現金流量越大，派發的現金紅利越多，抑制在職消費的能力也會越大，符合Jensen（1986）提出現金股利的自由現金流量的假說；Income與fee在1%水平下的相關系數為0.354，呈正相關關系，這與陳冬華等學者的實證研究相符的；其他各變量之間的關系跟國內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
（五）變量多重共線性分析
在進行回歸實證分析前，須進行各變量之間多重共線性分析，以免影響實證結果。容忍度的倒數，VIF越大，顯示共線性越嚴重。經驗判斷方法表明：當0＜VIF＜10，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當10VIF＜100，存在較強的多重共線性；當VIF100，存在嚴重多重共線性，利用SPSS對各變量進行共線性發現，VIF都是小于3的，所以可判斷各變量之間是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可進行回歸分析。
四、回歸結果及其分析
?。ㄒ唬┤珮颖镜幕貧w分析
從全樣本回歸結果可看出：整個系數的顯著性還是比較高的，除了Cshare、Gow、Ncash、Cbonus四個變量除外，其中，Bank的系數為-2.007，在1%水平下非常顯著的,可見,銀行持有公司股份時,可有效地抑制在職消費,這驗證了假設一。Bshare的系數為-0.044，它的Sig值為9.4%是小于10%的，所以在10%的水平也是比較顯著的，隨著銀行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增加時，在職消費水平也是下降的，證實了假設二。從Ownership、TOP1、Mshare的回歸系數可得出：股權越集中,大股東持股比例越少，總經理持股越多，在職消費就越嚴重，這是因為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存在一股獨大的現象，股權集中就會造成大股東權力也越集中，一股獨大的現象也越嚴重，在職消費程度也就越大；總經理持有公司股份，權利就越大，且在我國上市公司中，存在經營權與所有權都掌控在總經理手上，這樣經理的自我激勵動機越強烈，在職消費隨意性也就越強，消費程度也就越高。Lever與在職消費fee在5%水平下是顯著負相關的，可見，隨著負債提高，在職消費也減少，負債融資可約束高管掏空行為。凈資產收益率越高，公司的經營狀況就越好，在職消費也隨之增多，也是合理的。但隨著高管薪酬增加，在職消費必未減少，這與李寶寶等（2012）的研究結果相符。
（二）子樣本的回歸分析
全樣本中我們可以了解到銀行持股對整個瀘深A股上市公司起到很大的作用，也驗證了H1、H2?，F將分開來討論銀行持股對國有上市公司和非國有上市公司的在職消費情況。在非國有上市公司樣本的回歸系數中，Bank的系數為-1.532，且在10%水平下顯著，可知銀行持有非國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時，會影響到非國有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會充分發揮銀行對高管在職消費的監督，可在某種程度上抑制高管的權利，這個驗證了假設H5而Bshare的系數卻是正的，這是因為當銀行持股比例增加時，銀行持有公司股份衍變成一股獨大時，為了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會增加在職消費，此時銀行這一大股東和中小股東的代理成本會增加。這與假設H6相反。其它變量的系數符號基本上都與全樣本的系數相同，但必不顯著，可能各變量之間存在噪音，但不難發現，負債Lever和進行現金分紅Cbonus在某種程度上還是可以抑制在職消費的，但顯著性不高，可值得做進一步的研究。
在國有上市公司樣本的回歸系數表中得出，國有上市公司中各樣本的系數與非國有上市公司樣本的系數存在差異。Bank的系數符合是正的，但必不顯著，這與假設H3相反；Bshare的系數在5%下顯著，且值為0.311,其符號與非國有上市公司的相同，可見銀行持股的比例對在職消費還是有很大影響的，在國有企業中顯得更為突出。因為在我國國企中高管薪酬是得到了嚴格的管控，而當銀行造成國有企業的一股獨大時，在職消費也是很嚴重的，這沒能證明假設H4；隨著凈資產收益Roe增加時,在職消費也會隨之增加。負債Lever和進行現金分紅Cbonus也是在一定水平下也是可以抑制在職消費的。
?。ㄈ┣€回歸分析
通過子樣本直線回歸分析，只有個別變量的回歸系數在一定程度上是顯著的，除了全樣本的結果是達到預期，子樣本的回歸結果也是符合我國現有情況，但國有企業的樣本結果和全樣本的相差很遠，于是本文大膽假設，在國有企業中Bshare和fee是否存在很大的偏相關關系，且整個樣本和國有企業樣本中，Bshare和fee是曲線關系，來進一步驗證我們假設。所以我們對全樣本和兩個子樣本的各變量進行了偏相關分析，發現全樣本和國有企業子樣本中，Bshare和fee存在很大的偏相關性，且非常顯著，在全樣本中，Bshare和fee在1%下顯著負相關，在國有企業子樣本中，Bshare和fee在1%下顯著正相關。
通過上述分析后，我們利用模型進行曲線回歸，發現回歸擬合程度非常的高且變量的系數在1%下是非常顯著的，值也是比較大的，在全樣本中，可得到模型是：ln(1 / fee)=1.046 Bshare+1.468；在國有企業子樣本中，可得到的模型是：ln(1 / fee)=0.996 Bshare+0.124，通過了解函數的性質可知，當全樣本和國有企業沒有銀行股東是在職消費是最大的，隨著銀行持股比例的增加，全樣本和國有企業的在職消費不斷減少，可見證明了H2、H4的假說。
六、研究結論及建議
本文以2005-2011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觀察全樣本，根據上市公司的最終控制人為政府又劃分為兩個子樣本，分別是國有上市公司樣本、非國有上市公司樣本，通過SPSS進行直線回歸分析，結果發現：當銀行作為上市公司股東時，整個上市公司的在職消費會減少，在非國有企業中尤為突出，而國有企業中表現的不顯著，實驗驗證了H1、H2、H5；隨著銀行持股比例的增加，整個上市在職消費的程度也隨之減少，而非國有上市公司的在職消費程度反而增加，但必不顯著，且相比國有上市公司而言，銀行持有非國有企業的隨股份要少，可能無法控制非國有企業中一股獨大、經營權-控制權于一體的現象，而在國有上市公司中，在職消費反隨著顯著增加，否定了H4的假說，但其他的變量的系數必不顯著，于是進行了偏相關分析，發現在國有上市銀行持股比例與在職消費存在顯著地偏相關，其他變量的存在影響了實證分析。再次利用SPSS進行曲線模擬，結果發現：當銀行不持有上市公司或者國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時，在職消費是最嚴重的；隨著銀行持股比例的增加時，在職消費程度也在減少，證實了H2、H4。所以可得出結論：銀行持股可以減少整個上市公司的在職消費情況，在國有上市公司中尤為突出，隨著銀行持股比例增加，在職消費也減少；而在非國有企業中，銀行持股可減少在職消費，隨之比例增加，在職消費也會隨之增加，但必不顯著。
面對我國實際情況可給有關部門提供相關建議：一方面，應該豐富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引進集債權-股東于一體雙重身份的銀行來減少公司的在職消費，減少公司的委托代理成本，完善公司的治理結構；二方面，對于國有上市公司應適度地增加銀行持有公司的股份，充分發揮銀行的負責融資約束和加大銀行制衡高管的權力，保護其它利益人的權力；三方面，對于銀行成為大股東，出現一股獨大的現象時，應該對于高管薪酬設計、在職消費制度的設定時，大股東應予回避，從而建立和執行嚴格的在職消費預算制度，從公司層面減少代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