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世界經濟歷史，美國曾在20世紀70年代陷入滯脹，英國也在20世紀70-80年代面臨滯脹疊加結構性問題的窘境。作為供給學派的典型實踐，“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分別采用減稅和國企改革等措施幫助經濟走出衰退的泥淖。
一、里根經濟學產生的背景與政策措施
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面臨高通脹和高失業的滯脹困擾。1980年底，美國通脹率高達13.5%、失業率達7.2%，經濟增長率僅為-0.2%，深陷滯脹泥淖。同時美國經濟也存在諸多結構性問題，個人所得稅的邊際稅率最高達70%，企業所得稅率高達46%，抑制了私人部門投資和生產的熱情。1981年里根就任美國總統后，開始奉行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的主張，提出“經濟復興計劃”，主推減稅，同時減少政府干預，縮減政府開支，緊縮貨幣供給。當時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1)降低企業及個人所得稅；(2)放松行政管理和推進市場改革，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3)支持美聯儲主席沃克爾將反通脹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降低貨幣供應量、提高利率；(4)著力推動大軍工戰略，提高軍費支出，提出以“星球大戰計劃”為代表的、以軍事科研為引領的國防高技術、國防經濟發展戰略及國家總體戰略；(5)推動利率市場化。
有相關評價認為，里根經濟學獲得成功，美國經濟迎來“大穩健”時代，但也提高了美國的赤字率，增加了政府債務。但總體看，里根經濟學為美國長期經濟增長打下了基礎。
二、撒切爾經濟學產生的背景與政策措施
1973-1980年間，英國經濟面臨著GDP增速下降和通脹居高不下的雙重壓力。1975年通脹高達24%，同期GDP負增長；1980年，通脹超過17%，同期GDP負增長。同時英國也面臨工會力量龐大、國企過多、政府干預過度等結構性問題。撒切爾強推改革，國企私有化增效。撒切爾1979年上任首相后，首先采納了貨幣主義的觀點，緊縮貨幣以控制通脹。同時采用供給學派的觀點，加速推進國企私有化、減稅、廢除物價管制等改革措施，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當時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有：(1)降低企業及個人所得稅；(2)貨幣政策收緊，控制通脹；(3)廢除物價管制，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4)加快市場化改革，推動國有企業產能出清。
有相關評價認為，經過改革，英國惡性通脹得到控制，經濟觸底反彈，各主要宏觀經濟指標波動率大幅減小。撒切爾的結構化改革被認為挽救了英國經濟。
三、里根與撒切爾經濟學的啟示
為了解決上世紀80年代的滯脹問題，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均采用貨幣主義觀點緊縮貨幣，也采用了供給學派的結構性改革。里根經濟學側重減稅，撒切爾主義更側重國企私有化。盡管中國當前所處時期和面臨的形勢和當時有所不同，但英美經驗仍然有值得借鑒之處。
在資源配置方式、微觀主體活力方面，調整政府與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比重、激活微觀主體的能動性、提升經濟體系的有效產出效率是里根和撒切爾經濟學的關鍵措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作用，要素價格成為市場參與主體的指揮棒，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降低企業與個人所得稅，提高二者在產出分配中的比重，客觀上起到了增加私人部門的投入積極性；上述兩個方面的共同作用，使得經濟體系的產出效率與水平得到有效提升，最終得到了較為令人滿意的政策效果。
無論是里根經濟學，還是撒切爾主義，都是對凱恩斯主義的突破。20世紀70-80年代的石油危機疊加英美內部的結構性問題，造成高通脹、高失業的局面，凱恩斯主義刺激總需求的思想變得束手無策。因為擴張型政策會加速通脹，緊縮貨幣又會推升失業，無論哪種措施都很難解決經濟本身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所以供給學派的觀點粉墨登場。以美國和英國的經驗來看，經濟陷入滯漲時，凱恩斯主義將失效，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均采用貨幣主義觀點緊縮貨幣，也采用了供給學派的結構性改革讓經濟回歸繁榮。從實踐看，減稅和減少政府對經濟生產的干預是供給側改革的典型做法。
中國當前雖然沒有面臨滯脹的局面，但經濟的結構性問題不亞于當年的英美。國有企業占用著大量的經濟資源，卻低效率的運行著，對經濟構成拖累。此外，體制內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相對容易，而民營企業很難獲得貸款，導致央行即使再“放水”，水也大都流向了國有及其關聯企業，民營企業融資成本依然高企。這些都是供給端出了問題，單純依賴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是很難奏效的。
里根經濟學和撒切爾主義的另一個精髓是經濟上推崇自由主義，構建小政府。無論是減稅，還是降低門檻、放松各種管制，都減少了政府的過度干預，激發了市場的活力。我國當前也存在政府干預經濟過多的問題，金融、電信、能源、交通、教育、醫療衛生等諸多領域對民營企業開放程度低，且存在價格管制，此外企業稅負過重，都降低了經濟運行的效率。
四、對供給經濟學和里根經濟學的另一種觀點
有研究指出，供給經濟學應運而生，有其西方國家大政府與高賦稅的時代背景，因此供給經濟學主要呼吁減少管制以及降低稅負，這對于經濟在中長期調整之后重新步入增長軌跡確實存在幫助。但在短期內對于經濟尤其是數據的改善并不明顯，事實上，里根經濟學實施之后不久，美國經濟迅速跌入深刻蕭條，失業率創出新高。要到數年之后，美國經濟才慢慢獲得動力，逐漸走出70年代滯脹窘境。換而言之，供給經濟學并不是經濟強心針，而是苦口藥。對比之下，當前中國的問題不僅僅在于經濟下滑，更在于此前的過多投資帶來過剩產能以及債務積累情況，這是與里根時期的美國情況并不相同，因此雖然都是關注供給端，但要解決的問題卻并不雷同。中國產生大量過剩產能的機制本身在于資源配置機制的不合理，即制度給予各種僵尸企業以生存空間，而這種不正常的狀態本身難以僅靠供給端改善解決。需要對微觀經濟組織進行更加深刻而直接的改革，使得資源能夠流入更有能力的企業，解除國有企業的超國民待遇，允許僵尸企業破產，等等。從這個意義而言，無論需求端還是供給端都不是核心問題，要點在于改革端，而真正改革必然觸動各類既得利益集團，這顯然需要政策智慧做出權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