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于會計規則制定權與執行權合約的不完備、會計信息披露具有經濟后果以及印象管理的存在，上市公司在會計信息披露過程中存在對披露內容、披露時機、披露表述、披露形式等進行管理的行為。會計信息披露管理，對會計信息透明度產生嚴重影響，損害了投資者利益，應該加強并改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的規范和監管，要求上市公司盡量減少會計信息披露管理行為。
【關鍵詞】 經濟后果；印象管理；會計信息披露管理；會計信息透明度
對會計信息披露管理，不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研究。吳水澎等（2002）把財務披露向量的維度界定為信息內容、組織形式、信息冗余度、信息置信度、披露人的解釋、披露媒介、披露時機等七個方面，對其中的任何一個維度施加影響，都屬于財務披露管理活動。王雄元等（2006）把信息披露管理分為選擇性信息披露、印象管理和自我服務管理三大類型，并指出選擇性信息披露主要包括信息披露內容的選擇、信息披露時間的選擇以及信息披露對象和方式的選擇。孫曼莉（2004）主要從印象管理視角對自我歸因和操縱可讀性進行了研究。銀利等（2004）從報表披露的組織形式、語言陳述的技術性、信息的披露時機等角度分析了選擇性信息披露。趙敏（2007）從選擇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自利性歸因和操縱信息閱讀難度三個方面討論了會計信息披露的印象管理。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本文主要從披露內容管理、披露時機管理、披露表述管理等方面進行闡述。
一、會計信息披露內容管理
所謂信息內容是指會計信息披露所包含的基本數字和文字（吳水澎等，2002）。信息內容是會計信息披露的核心，對會計信息披露的信息內容進行管理是一種最直接的會計信息披露管理方式，也是效果最明顯的一種方式（吳水澎等，2002）。所以，目前對會計信息披露內容管理的研究相對較多，其中最突出的體現在盈余管理、虛假信息方面。目前充斥國內證券市場的會計信息失真問題，絕大多數是直接對信息內容進行的盈余管理和會計造假，由于此種會計信息披露內容管理研究很多，故本文對此存而不論。
然而盈余信息并非所披露會計信息的全部內容，事實上企業管理層對會計信息披露內容的管理也不僅僅限于盈余管理和虛假信息。除了盈余管理之外，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內容管理主要表現為披露有利的信息，而隱藏不利的信息，即報喜不報憂。Dye（2001）研究發現，公司只會披露對自己有利的信息而不會披露對自己不利的信息。我們可從自利性歸因、管理信息披露兩個角度略知一二。
第一，自利性歸因。公司經營業績的好壞雖然主要取決于公司管理層的行為，但其它一些公司管理層無法控制的外在因素（環境因素、政治因素等）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由于這一客觀事實的存在，就給公司管理層選擇披露外在因素和管理層努力的內在因素提供了操作空間，進行自利性歸因。自利性歸因是公司年報中最常見的一種印象管理行為（孫蔓莉等，2005），在進行自我評價時，人們通常將好的結果歸因于自己的內在因素，而將不好的結果歸因于外在原因。同樣在企業中，管理層在業績表現好時將功勞歸于自己，大談自身經營有方的主觀努力因素；在業績表現差的年份將問題歸咎于外界，大談個人無法控制的外在因素（Mckinstry，1996），從而提高投資者對管理層的評價。Baginski & Hassell（2000）等均發現，公司管理當局總是在公司業績好時或者發布盈利預測的好消息時更多地歸結為內部因素，而公司業績差時或發布不利的預測消息時更多地歸結為外部因素，或者充分預計好的趨勢但忽略或只是部分報告向下的趨勢。Wilbur等（1996）指出，管理者通過選擇較低的參照業績來掩飾公司糟糕的業績，公司的會計披露明顯反映了他們的自利性歸因。孫蔓莉等（2005）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的業績歸因，發現績優企業更傾向于強調管理方的工作，績差企業更傾向于強調環境因素。可見管理層通過自利性歸因，有選擇地披露外部環境因素和經營者努力因素，從而影響投資者對企業、管理層的評價。但是管理層對影響公司業績因素的披露是不完整的、不充分的。
第二，管理信息披露。公司戰略及盈利預測等信息的披露會影響投資者對企業的評價，所以管理層有動機通過適當選擇此類信息的披露以顯示或隱晦企業的競爭優勢、發展前景。Deegan（1996）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為達到突出競爭優勢和展示公司發展前景的目的，會主要圍繞公司的核心競爭能力，通過對人力資本、公司戰略、盈利預測、環境保護等具體信息進行自愿披露。Ackert & Church（2000）、Lacina（2004）等人的研究都表明，如果信息披露危及到企業的商業秘密，那么企業會隱瞞部分信息，造成信息披露的不完整。Gregory（2002）的研究表明，在盈余增長期間信息披露也隨之增加，盈利下降時，公司仍將繼續高水平的信息披露，然而他們轉向披露積極的短期結果而不討論即將發生的盈利下降。Healy & Dalepu（1995）認為，為順利發行證券，公司管理者會自愿披露有關公司前景的信息；公司管理者會利用信息披露服務于內部股票銷售計劃（Bin et al.，2003）；訴訟成本的存在也會使公司不愿意披露預測信息（Healy & Palepu，2001）。管理者為使自己獲得更多地股票期權收益，當經理人的股票期權報酬有較高的風險時，會主動披露更多的盈利預測信息（Miller& Piotroski，2000）；在股票期權到期之前，持有買入期權的經理人員會延遲對好消息的披露而加速釋放壞消息，到期時增加套利收益（Aboody & Kasznik，2000）；管理者還會通過持續有效的信息披露推動股價上升，從而獲得更多的管理者報酬（Venky et al.，2003）。
自利性歸因和管理信息披露都屬于會計信息披露內容管理，但自利性歸因主要是圍繞公司業績升降的原因而展開，而管理信息披露對信息披露內容的管理更廣，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披露內容管理，但是二者都是上市公司管理者維護或擴大企業的正面形象，同時使自己獲得更多的報酬的披露內容管理方式。公司大量披露好消息，可能會造成信息過剩，掩蓋了負面信息，從而可能混淆投資者的分析。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的內容披露可能使會計信息披露成為一種文字游戲，大大降低所披露會計信息的透明度。
二、會計信息披露時機管理
會計信息的披露時機是會計信息披露的具體時點（日期、時刻）。作為一種會計信息披露的管理手段，很多企業精心選擇會計信息披露的恰當時機，以強化好消息的正面效果，淡化壞消息的負面效應，可見信息披露時機管理是相對于及時性披露而言的。
信息具有時間價值，越早披露會計信息投資者越能據此獲益，披露時間較晚的公告一般比披露時間較早的公告有相對弱的市場反應（陳向民、譚永暉，2002）。大量實證研究（Chi-Wen et al.，2004；唐躍軍等，2005）也已經證實，比預期公布時間早發布的盈余公告的市場反應大于實際發布時間遲于預期公布時間的盈余公告的市場反應，晚公布的盈余公告所傳遞的信息量低于早公布的盈余公告。但由于投資者對壞消息的反應總是比對好消息的反應強烈，所以公司有延遲披露壞消息和及早披露好消息的傾向。Kross（1982）發現公司披露年度會計盈余的早晚同公司實際盈余與分析師預測值的差距間存在顯著關聯，壞消息（實際盈余低于預測值）的公司會更晚披露，而好消息（實際盈余高于預測值）的公司會提前披露。Ashton et al.（1989）、Begley & Fischer（1998）的檢驗均進一步證實了“好消息早，壞消息晚”的披露規律，尤其是壞消息延遲披露的現象。Chen et al.（2005）、唐躍軍等（2005）、李維安等（2005）分別利用不同年度的上市公司數據，采用不同的方法對我國上市公司的信息公告及時性與業績變動、審計意見之間的關聯性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們的研究表明在現實的中國市場與成熟市場類似存在“好消息早，壞消息晚”的披露規律，同時非標準審計意見也是影響盈余報告延遲披露的重要因素。而且唐躍軍等（2005）發現管理層在會計信息披露的過程中可能存在組合動機和信息操作行為，比如分散地披露“好消息”以取得對市場和投資者的最大積極影響，集中披露“壞消息”以減少不利影響，甚至“壞消息”的消極影響可能會被“好消息”的積極影響所掩蓋或者有所抵消。
但是，“好消息早，壞消息晚”的披露規律并不是一種嚴格單調，尤其是對于好消息公告，盈余消息量值與公告時點間并沒有顯著的關聯性，同時也存在不支持該規律的發現（Annaert et al.，2002）。有時還會出現相反的情況。如果要防止新的競爭對手進入，企業可能會推遲披露好消息而提前發布壞消息，Aboody & Kasznik（2000）的研究表明，為大幅度降低公司的履約成本，公司管理者會在員工股票期權到期之前延遲好消息的發布而加快壞消息的發布。Cheng & Lo（2006）發現經理人在計劃買進股票時，增加披露壞消息以降低股票價格。盈利預期不好的經營者有事先透露預虧信息以便降低未來訴訟成本的激勵（Skinner，1994），壞消息的提前公布能延長股票價格的下跌時間，從而避免因價格突降可能招致的怨言。
所有經驗研究成果都表明，上市公司會采取相機信息披露策略，尋求最佳的披露時間，從而使信息的披露對公司產生最有利的影響。但披露時機管理是根據公司需要來安排信息披露時間，特別是在公司出現業績下滑等不利消息時，故意延遲會計信息的披露，嚴重損害會計信息披露的及時性。
三、會計信息披露表述管理
會計信息披露管理的另一個常見手段是人為調整會計信息的語言表述，主要是指會計信息的可讀性即閱讀難度。會計報告的可讀性直接關系到上市公司信息使用者能否有效地接收公司披露中所承載的會計信息（孫曼莉，2004）。
由于財務信息在公司會計報告中所占比重逐漸縮小，非財務信息比重越來越大（閻達五等，2002）。所以，非財務語言信息決策有用性持續增強，越來越引起會計信息讀者的興趣。西方學者從20世紀80年代即開始重視研究會計年報語言信息的質量問題，并通過一系列的實證證實了公司管理層操縱年報語言信息行為的存在，企業業績越好，年報越易讀（Aboody & Kasznik，2000；Clatworthy et al.，2003）。國內很少學者專門研究會計信息披露的語言表述問題。閻達五（2002）、孫蔓莉（2004）等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會計年報理解性難度高，而且孫蔓莉等（2005）的研究進一步說明我國上市公司存在根據業績不同人為操縱年報語言可讀性的跡象，績優公司年報的可讀性水平高于績差公司年報的可讀性。由此可見，公司管理當局皆根據公司自身需要、公司業績高低進行會計信息披露表述管理，操縱了所披露會計信息的可讀性（可理解性），影響了會計信息的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