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從兩種常見的主流財務目標的實際情況入手，介紹了當前利潤最大化目標在公司實踐中被廣泛采用，但卻被財務專家們廣泛批評，這主要是因為財務專家們往往忽視了會計利潤與財務利潤的差別。然而無論從事實角度，還是從產權角度分析，公司價值最大化的內在邏輯已經包含了利潤最大化，利潤最大化的結果也必然導致公司價值最大化，因此本文提出利潤最大化與公司價值最大化均屬于股東財富最大化的范疇。
其次，本文認為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函數很難實現股東財富與社會福利、股東利益與其他相關者利益的平衡，這是因為：第一，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計算的會計學收益與以現金流動制為基礎計算的財務學收益相背離；第二，其他利益相關者有關的工資、利息和稅金等是對利潤的扣除，與利潤是“此消彼長”的關系；第三，現實中，公司行為所“額外附加的社會成本”是客觀存在的，卻沒有被納入公司利潤計算體系。
再次，本文介紹了主導理論和多變理論以及契約論對現代公司的定義。這三種理論盡管沒有否認公司目標函數的多元化特征，但是受功利主義哲學的影響，而將多元化的東西簡約成一元，基于此，本文認為公司的定義需要在契約論的基礎上擴展，其應具有經濟的、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和社會的多種屬性和人格，而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人，即公司是一個具有多元效用函數的實體。
最后，本文認為公司實際上是利己與利他的結合體，這就需要將社會責任嵌入公司財務目標函數中。為了實現該目標，應將增加值作為公司在設定財務目標函數時的財務指標，并將非經濟公共利益作為經濟性目標函數的約束條件，并在此基礎上，進行適當的修正：將權責發生制調整為現金流動制、調整社會成本、設定延伸目標或輔助目標函數、增加“價值鏈上的相關者價值分配和轉移的合理性”。
（顧維維整理自《財務與會計•理財版》2009年第1期，作者：李心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