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研究綜述
（ 一 ）相對價值相關性 學者們從會計信息的相對價值相關性角度對IAS及其他會計準則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美國會計準則（US-GAAP）、德國會計準則和中國會計準則（CAS）等，這些研究通過報酬模型或者價格模型，比較了上市公司財務報告中采用的不同會計準則編制的會計信息，檢驗了它們的市場反映―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國外學者中，Alford et al（1993）采用收益率模型研究了17個國家會計盈余的價值相關性，發現這些國家會計盈余具有不同的價值相關性。Harris（1994） 和Auer （1996）等分別比較了230家德國公司和對比組的美國公司以及從瑞士會計準則改用歐洲準則（EC）和IAS，發現改革后盈余更有價值相關性。還有學者重點研究了美國會計準則。Harris和Muller（1999）指出美國GAAP能提供更多不同的信息，但這一結論受到所采用的模型影響。Ashbaugh、Ohlson （2002）和 Leuz（2003）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他們分別采用IAS和US-GAAP兩個樣本組，發現IAS和US-GAAP能夠同等地提供價值相關的信息，但是價值相關的相對程度取決于所采用的計價模型。還有學者以中國證券市場為研究對象。Bao和Chow（1999）比較了IAS和CAS下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研究表明IAS比CAS下的會計信息更具有價值相關性，但AB股公司的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逐年增強。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不相統一。洪劍峭、皮建屏（2001）、潘瑣、陳凌云、林麗花（2003）、李曉強（2004）、賈建軍（2007）等學者認為中國會計準則提供的信息更有價值，并且通過不同的時間窗和模型來驗證，方法主要有事件研究法和關聯研究法，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也有學者認為國際財務報告更有價值，如曹玉珊、張天西（2005）、王治安、萬繼峰（2006）等。
（ 二 ）增量價值相關性 國外的部分學者重點研究了美國會計準則。Bandyopadhyay et al（1994）的研究認為與美國GAAP的相似程度越高，越不具價值相關性。Jermakowicz， Prather和Wulf（2007）認為采用IFRS或US GAAP或在紐約股票市場交叉上市，顯著增加了與市場價格相關的收益的價值相關性。Barth、Landsman and Lang （2005）通過對1994年至2003年間采用IAS的21個國家的企業為樣本進行研究，發現采用IAS的企業會計報表比那些未采用的非美國企業具有更高的質量，且采用了較少的收益平滑和盈余管理。Lantto（2007）主要就成文法國家（如芬蘭）采用IFRS是否提高了會計信息的有用性進行研究，結論顯示IFRS提高了芬蘭的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Schadewitz and Vieru則進一步研究發現芬蘭在收入調整方面具有一定的價值相關性，但是所有者權益調整基本不存在價值相關性。Rees和Elgers（1997）的樣本包括了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外國公司，結果發現樣本公司首次在SEC注冊時編制的股東權益調節數據在公布之前就已經反映在股價中了，因而不能為美國SEC的雙重披露要求提供證據支持。可見基于不同國家、不同準則披露下的會計信息差異調節數據是否具有增量價值相關性并無統一結論。還有學者研究了中國市場。Haw等（1998）考察了同時發行 B 股和 H 股的公司在兩種不同的會計準則下披露的會計盈余和股東權益賬面價值之間的價值相關性。其研究發現，基于中國會計標準的會計信息比基于國際會計準則或香港會計標準的會計信息具有更高的價值相關性，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的報表調整差額在中國這樣一個新興資本市場上只有相當有限的增量價值。Lin和Chen（2005）對1995年至2000年AB股公司的準則差異調節信息是否具有增量價值相關性進行了檢驗，研究表明差異調節信息具有部分價值相關性，即在B股市場價格模型中差異調節信息具有增量價值相關性，而在報酬模型中差異調節信息在A、B股市場均不具有增量價值相關性。國內學者的觀點不一。王秀麗（2004）以滬深兩市2002年83家AB股公司為樣本對準則差異調節信息是否具有增量價值相關性進行了經驗檢驗，研究表明準則差異調節信息不具有增量價值相關性。王立彥（2002）等人運用市場回報率對同時發行A股和H股上市公司的雙重披露進行了增量價值相關性檢驗，發現兩套報表之間的會計收益數據調整值和股東權益數據調整值對股票市場年度平均回報率和市價與賬面價值比存在顯著影響。羅婷（2008）等研究了新會計準則對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的影響后發現會計信息總體的價值相關性顯著提高，并且受新準則影響部分的價值相關性改善程度顯著高于不受影響的部分。薛爽等（2008）利用獨一無二的數據進行檢驗的結果表明，相對于舊會計準則和制度，在新準則下凈資產和盈余信息具有更高的價值相關性，新舊準則之間的凈資產和盈余差異具有增量的信息含量，其結果為國際趨同提供了新的證據。吳水澎和徐莉莎（2008）通過比較關聯研究，分析了在新會計準則實施后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和現金流量表的價值相關性均增加了，同時利潤表的價值相關性略高于現金流量表。另外，盈余對股票價格增加的解釋力度下降了，其被賬面價值增加的價值相關性所替代，這一結論與目前以資產負債表為重心的趨勢相符。該文的研究結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新會計準則體系實施后，財務報告在資本市場上的相關性和可靠性均有所增加。還有學者就具體會計準則展開討論。陸正飛、張會麗（2009） 研究了新舊準則下合并報表凈利潤與母公司報表凈利潤之間的差異相對于合并報表凈利潤的增量信息含量的變化。實證結果顯示在新準則下， 該差異的決策相關性顯著提高， 并能提供合并報表凈利潤之外的增量信息含量。這就意味著， 合并報表凈利潤中已包括但母公司報表凈利潤中未包括的子公司已實現而未分配盈余， 能夠在合并報表凈利潤基礎上提供增量信息含量。
（ 三 ）邊際價值相關性 Ball和Brown（1968）發表了題為“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的文章，第一次采用事件研究法探究會計盈余等報告事項信息含量。之后這一方法被應用于更多的會計實證研究，并形成了經典范式。趙宇龍（1998）采用Ball和Brown（1968）開創的模型驗證了滬市上市公司會計盈利數據的信息含量。
二、價值相關性影響因素研究綜述
（ 一 ）國外研究綜述 Nobes（1992）、Radebaugh和Gray（1993）等研究了環境因素對不同國家會計準則的影響， 根據規范和實務情況對國家進行分類，以提供區分不同國家會計規范的宏觀特征因素，Gray還因此提出了Gray文化價值模型。Ball（1995）縮小了影響因素的范圍，分別分析了融資的性質和權益市場性質，以及文化差異等因素的影響。Huang（2000）的跨國研究證實，在中小投資者保護較好的國家，賦予會計信息編制者更多判斷空間的準則下的會計盈余價值相關性更好；相反，在投資者利益保護不好的國家，更富彈性的準則下產生的會計盈余價值相關性更小。Street和Gray（2001）研究了全球采用國際會計準則的公司對國際會計準則的遵守程度， 進一步研究了影響遵守程度的因素，其中上市狀態、是否被“5加2”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指明采用國際會計準則的方式和所在國與會計披露和計量遵守程度存在聯系， 非地區性上市公司、單獨使用國際會計準則的公司、被“5加2”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公司和中國以及瑞士公司對國際會計準則披露要求的遵守程度高。Rahman、Perera和Ganesh （2002）檢驗了公司特征因素（如行業、規模、所有權集中度和審計師類型等）對會計趨同的影響， 結果表明公司特征因素會影響會計趨同， 因此在會計趨同過程中必須注意公司特征因素的影響。這類研究對于推動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具有借鑒意義。
（ 二 ）國內研究綜述 （1）微觀角度。王躍堂（2003）與方軍雄 （2009）均指出治理結構、會計師事務所審計質量、會計職業判斷空間、經理人行為等與趨同效果有關，并進行了實證檢驗。余波（2009）與趙惠芳（2009）主要是從企業結構與性質入手。檢驗了企業規模、企業成長性和股權性質對新會計準則執行效果的影響。研究發現，企業規模較大和實際控制人為國有的上市公司更好地獲得了會計準則變更的益處；在控制規模和股權性質后，上市公司利潤表的價值相關性顯著提高，但資產負債表的相關性提升不顯著。投資者對高成長的上市公司更多的關注其盈利水平。（2）宏觀角度。而會計準則改革是否會顯著增加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受資本市場有效性、資本和資產市場發展程度、投資者信息準確度預期和調整成本等因素的影響（朱凱，2009）。第一，投資者行為。對于投資者的投資行為各學者觀點不一。早期的學者認為，在分析資產價格形成的過程中可以忽略噪聲交易者的影響，這些非理性的噪聲交易者在市場中將遇到理性的套利交易者，博弈過程將促使價格向基本價值靠攏。從較長時期來看，在對股票估價決策的博弈中，信息交易者相對于噪聲交易者更占優。但越來越多的學者都指出了投資者行為對于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提高的影響。趙惠芳（2009）在得出，會計盈余的投資決策有用性增強并部分取代凈資產的價值相關性的結論后，也提出可能與2007年牛市中存在著非理性投機成分有關，使得投資者在投資時較少運用會計信息和賬面資產。王愛群、王藝霖、秦穎（2008），王建新、趙君雙（2010），修宗峰（2010）從行為金融學的角度解釋了投資者受慣性影響關注利潤表多于資產負債表，因此會計盈余的投資決策有用性強。江笑云、孫輝（2010）認為導致會計準則價值相關性提高的效果尚未完全顯現和投資者的非理性行為有關。邊泓（2009）通過事件研究法，從行為視角將投資者心態分為激進、平穩與恐慌，并對上市公司年度報告披露前的短時窗中市場反應與會計信息的關系進行研究，發現不同的心態對會計信息的折射作用是不同的。投資者非理性行為已經引起了學者的關注，而難點主要在于評價指標的設置。劉國風（2009）將證券市場非理性程度評價指標及評價標準分為了：羊群行為程度指標及其度量；過度交易程度指標及其度量；過度投機程度指標及其度量。并對這三種指標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和公式推導。第二，信息透明度。對于信息透明度與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的關系主要有兩種觀點。朱凱、李琴、潘金鳳（2008） 主要研究了信息環境與公允價值的股價相關性，用預測公司盈利的證券分析師數量衡量信息不對稱程度，并在敏感性檢驗中用公司規模指標來衡量信息環境，得出了公司與投資者之間的信息透明度與公允價值對股票定價的增量作用呈反比的結論。也有很多學者認為兩者是正相關關系。方軍雄和洪劍鞘（2005）以深交所公布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結果作為信息透明度的衡量指標，初步探討了信息透明度對會計盈余價值相關性的影響。研究發現，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提高能夠顯著改善會計盈余的價值相關性，兩者是正相關關系。王亞平、劉慧龍、吳聯生（2009）研究了噪聲較多的股票市場中，股價同步性與信息透明度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 公司信息透明度越低， 股價同步性越低，也就是信息透明度與股價同步性正相關。蔡傳里、許家林（2009）也得出了相似的結果，認為公司信息透明度具有價值相關性和增量價值相關性。得出不同結論的原因可能是對于中國資本市場有效性的不同界定，有學者認為中國股票市場是一個噪聲比較多的市場， 噪聲較多的股票市場中，由于公司個體信息相對較少，而噪聲較多，股票價格波動主要受噪聲的推動。在這樣的股票市場中，信息透明度的提高將降低公司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減弱噪聲對股票價格的影響，從而降低股票價格個體性的波動程股價同步性提高，即股價同步性與信息透明度正相關，股價同步性正向地反映股票市場的信息效率。第三，制度環境。修宗峰（2009 2010）同時比較了制度環境、強制性制度變遷與決策有用性的關系以及制度環境、誘致性制度變遷與決策有用性的關系，從股改進程的角度出發，結合上市公司所處地區的制度環境，運用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的實證模型，檢驗了股改進程的會計信息經濟后果。研究發現，地區制度環境越好，率先完成股改的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就越高，對此可以用“治理溢價”理論進行解釋。另外，我國證券市場的投資者在估價決策時，其對資產負債表信息與利潤表信息的運用程度存在差異，體現在進行決策時重視利潤表信息而輕視資產負債表信息，存在“表間功能鎖定”問題。
三、總結
綜上所述，針對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的檢驗從數量和角度上來看較為豐富，但沒有統一的結論。在新準則頒布以后，大多數學者傾向于會計信息具有價值相關性且具有增量價值相關性，而且開始更多地關注影響相關性的因素。從已有的研究來看，學者普遍認可影響價值相關性的因素包含了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宏觀因素主要是制度因素和資本市場因素，微觀因素主要是從企業本身和審計事務所出發，包括了企業的成長性、企業規模、企業業績、聘請的審計事務所的規模與水平等。而大量的實證研究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微觀因素分析上。有文獻開始討論我國資本市場的特性，如制度環境、投資者理性和信息透明度等，但總體來說，觀點不一，而且關注度不夠。盲目的將我國資本市場定性為有效市場，將投資者定義為理性人會導致投資者對股票定價的作用無法顯現。也有部分學者意識到我國資本市場的弱式有效和投資者的有限理性，但還沒有通過長時窗的實證檢驗，使現階段的實證結果缺乏可信度。因此，用準確的指標表示將是實證研究的發展方向。筆者認為，從資本市場特征出發，同時考慮投資者有限理性對證券市場的影響，可以拓展對于國際趨同的研究思路，得出更符合我國國情的實證結果，為以后會計準則的改革與資本市場的完善提供經驗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