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國內學者蔡昉等（1999）根據1982-1997年的數據利用線性回歸模型估計了中國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為23.71%。我國并沒有充分挖掘和消化“人口紅利”帶來的潛在的優勢，至少在兩個方面，還有進一步利用的空間。第一是勞動年齡人口如何更好地轉化為有效勞動供給；第二是如何使得勞動供給與勞動需求在結構上相適應。
關鍵詞：人口紅利 有效勞動供給 人力資本
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1年底，我國GDP的年均增長率為9.8%，創造了一個增長奇跡，而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國內學者蔡昉等（1999）根據1982-1997年的數據利用線性回歸模型估計了中國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為23.71%。進一步的研究又將人口紅利的概念拓展為“第一人口紅利”和“第二人口紅利”。“第一人口紅利”是指由于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的提高、人口總體負擔相對較輕的人口轉變階段為經濟發展提供的直接勞動供給增加從而推動經濟的增長；“第二人口紅利”則是指由于人們預期到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如生育率降低和人口預期壽命延長等將導致總人口撫養比在將來的大幅上升等）會相應調整個人行為，做出有利于資本積累的消費－儲蓄決策從而通過提高資本－勞動比率推動經濟的增長。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從1982年的61.5%逐步上升到2010年的74.5%，我國經濟也進入了高儲蓄、高投資、低撫養的“黃金時期”。但是，蔡昉（2006）指出中國很快將走出“人口紅利”階段，2015年前后進入“人口負債”階段。但這里的“人口負債”是指因為嬰兒出生率降低，人口老齡化問題加重而導致總人口中勞動人口所占的比重降低，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紅利”即將結束。
通過對1978-2010年期間中國經濟增長因素的分解分析，可以得出在此期間實現的年均9.8%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中，物質資本增長的貢獻份額為28%，勞動力數量增長的貢獻份額為24%，人力資本因素的貢獻份額為24%，勞動力部門轉移，即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農業)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非農產業）流動過程對增長的貢獻率為21%，余下的未解釋部分，可以看作是其他體制改進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3%。“人口紅利”對經濟所起的作用在于其產生的有效勞動供給，并且這種勞動供給能夠適應勞動需求，從而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但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我國并沒有充分挖掘和消化“人口紅利”帶來的潛在的優勢，至少在兩個方面，還有進一步利用的空間。第一是勞動年齡人口如何更好地轉化為有效勞動供給；第二是如何使得勞動供給與勞動需求在結構上相適應。
勞動年齡人口如何更好地轉化為有效勞動供給。
由于工資水平、人口流動限制等因素，我國還存在著大量剩余勞動力。龐大的勞動年齡人口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我國也充分利用了廉價勞動力這一優勢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特別是低附加值的制造業，以至于成為今天的“世界工廠”。但正是由于看似無限的勞動供給，加之企業利潤水平低，社會失業保障體系不健全，使得工資水平一直處于均衡點以下。上世紀90年代以前，我國勞動者報酬占比為50%以上，2001年以后這個比重不斷下降，到2006 年已下降到41%。在2000至2008 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20.4%，但職工的實際工資年均僅增長15.7%。這表明，我國國民收入結構失衡，特別是勞動者報酬所占國民收入比重不斷下降。這就導致了一部分勞動適齡人口不愿意去工作。特別是農業人口，當實際工資水平低于他們的務農收入時，他們就會選擇在家務農。大量分散的農村勞動力不僅不能對農業生產起到促進作用，反而會阻礙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隨著經濟的發展，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放緩，會逐漸面臨“劉易斯拐點”，這時，勞動供給不再是無限的，工資水平開始上漲，原本不愿意工作的一部分勞動力會重新去工作。
另一方面，我國一直以來實行戶籍制度，根據地域和家庭成員關系將戶籍屬性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并按照戶口身份來執行科教、衛生、醫療、就業等一系列政策，帶有明顯的“城鄉二元分割”的特征，由此產生了與戶籍相關的“居住”和“暫住”等概念，事實上造成城鄉之間、流動人口與本地人口之間在教育、醫療、社保、衛生等諸多方面的不平等。我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對外貿易結構需要大量的勞動力，這就需要大量的城市外來人口，即所謂的農民工。然而，由于戶籍制度的存在，這些工人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居民，而只是暫住人口，在各種福利待遇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水平，還會產生留守雙親，留守兒童等問題，這就使得很多能夠并且愿意工作的人迫于各種現實壓力和顧慮無法提供勞動。這一制度桎梏了城鄉勞動力的合理遷徙，將很大一部分農村剩余勞動力堵在了農村，使得有效勞動供給的量遠遠達不到勞動年齡人口的量。我國農業占GDP的比重已下降到10%，但據2011年的數據顯示，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剛剛降到50%以下。而從世界范圍來看，沒有一個發達國家的農業人口是超過5%的。這就說明，我國還有40%左右的農業人口需要轉移。因此，我國的人口紅利一直沒有被完全有效利用，隨著我國戶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會釋放大量剩余勞動力，人口紅利還會有很大一部分空間。
如何使得勞動供給與勞動需求在結構上相適應
我國利用豐富廉價的勞動力大力發展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屬于粗獷型、低附加值產業，即使我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繼續保持增長，也只會使我國的制造業一直處于產業鏈的末端，而預計將在2015年轉入下降的勞動人口比重反而會形成一種倒逼機制，促使我國產業結構升級，逐漸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這樣就會釋放一部分勞動力。但同時又面臨了一個新的問題，勞動力的供給和需求就可能不相匹配，很多企業反映，普通的工人他們不需要那么多，熟練工人和高級技工他們想招卻很難招到，這說明我國勞動力供需的結構性問題已經開始凸顯。隨著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對工人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結構性失業現象越來越明顯，如果不注重人力資本的積累，那勞動人口所占的比重越高只會導致剩余勞動力越多，加重社會的負擔和影響社會的穩定。我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緩解這一情況，如加普及基礎教育，加強高等教育，發展繼續教育、職業培訓和崗前培訓等。
根據《經濟學人》2009年的報道，綜合UBS與OECD數據，從1990年到2008年，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4%，同期印度2.6%左右，巴西0.3%，俄羅斯0.2%。而據OECD的數據，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全要素生產率僅1%左右。上述數據能夠印證中國此前近20年的發展，主要不是因為人口大量增加，主要是制度釋放了勞動效率與創新能力。中國就業人口中具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比例僅為5%左右，發達國家普遍在40%以上，因此我國的人口紅利并不會因為勞動人口所占的比重下降而消失，相反，我國的人口紅利在人力資本上還有很深的挖掘空間。
